2018年初冬，任长箴去四川绵阳电视台给当地工作人员上了两三天的课，主题是“如何写好纪录片的解说词”。课程一结束，她立马赶回北京。天气骤然转凉，还夹杂着绵绵细雨，下飞机后，她回家添上棉袄，取上黑色衬衫，出门参加一场早已安排好的视频采访活动。

作为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1》的执行总导演，2012年夏，随着片子在国内的一炮走红，她从幕后走出，被大众所熟知，6年来，常常被各地电视台、高校或者纪录片培训班请去讲课。

这次，她和一起拍摄过《舌尖1》的老搭档程工，来到屏幕前，接受视频拍摄与采访，是为了宣传他们合作导演的第一部院线电影——《生活万岁》。

这部电影将镜头对准十五位普通人，冷静克制地记录下他们平凡生活里的艰辛与困窘、依靠与温存、期盼与坚强，挖掘出每个小人物在生活里微微发光的时刻。

鲜少出现在媒体面前，也向来寡言的程工，这次对着镜头，聊了一个多小时。俩人的拍摄过程整整持续了五个小时，制片人张悦没有吃晚饭，全程在旁陪伴。 

为了这部影片能顺利上映，并获得成功，所有人都在突破自己尽力做好每个环节。

01.  任长箴：做墙上的苍蝇 

2017年，程工突然有了一个想法，拍一部观众看完后能静心好好思考自己当下的生活，从中看到生活盼头的纪录片。

“中国人在家人团聚过春节时，总是营造出一切都很美好的氛围。你看，过年了，就别生气了；过年了，就和和气气，能过去的就过去吧；过年了，妈，你放心，我特别好……”

但这种“好”是努力经营出来的表象，程工希望这部纪录片能扮演另一个春节的角色，让大家打心底里灿烂起来，放声大喊“生活万岁”。

他迅速联系任长箴一起讨论这个项目，任长箴于是开着车从北京城东边哐哐直奔北京城西边，程工的工作室。

“我和小工平常不会约着一起吃饭啊、见面什么的，我们所有的联系都是为了纪录片。”

程工带她去吃火锅、喝酒，热热闹闹。

直到晚上十点，任长箴提醒他：“我们得开始开会了。”他才想起正事，大伙儿又迅速恢复冷静，开始进入正题。

七年前，他们一起拍摄过一部名叫《生活万岁》的专题片，片子以对45个人物的采访与现实场景的交叉完成叙事。

和之前不同的是，现在这部片子打算采用“直接电影”的方式拍摄。“直接电影”的概念来源于纪录片，它上世纪60年代初产生于美国，被称为 “做墙上的苍蝇”。这种方式强调摄影机作为旁观者的身份，不干涉、不影响拍摄事件的过程，只做静观默察式的记录，没有采访与解说，拒绝重演。

02.  程工：找真正的石头当主角

接下来，他们开始寻找拍摄对象。

程工的设想里，这部纪录片的主角，身上得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得是“真正的石头”，是内里和外在都坚硬的石头，而不是空有石头的外表，里面却全是糟粕的人。真正的石头，遇到再恶劣的外部环境，也能坚强地活下去，给人力量。

任长箴希望观众对纪录片主人公产生共情，这需要展现主人公的困境，当观众和主人公的困境重叠时，才能代入感情，导演想要给观众传达的力量方能抵达。

主创团队们建好微信群，里面有30多个成员，每个人都按照导演预设的条件寻找拍摄对象，大家看到合适的人选都随时发至群中，前后找了不少人，最后由导演选定其中41个人进行拍摄。

按照他们设想的拍摄方式，需要拍摄对象忽略镜头的存在，自然地按原有节奏生活，保证相对真实。这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有一定难度。

任长箴根据往年的拍摄经验，将拍摄对象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无论你跟着他拍多久，他始终都无法展现真实面目；

第二种是与他相处了一段时间后，他习惯了你，才能开始自然流露；

第三种是对你毫无防备，镜头打开，他能够照常展开生活。

在实际拍摄时，他们发现能够轻易将生活的横切面赤裸裸的原貌呈现的大都是世俗意义上“60分以下的人”。于是《生活万岁》决定聚焦这群处于底层奋力生活的人们。

湖北荆州街头一对卖唱的盲人男女，相互扶持二十载；广州夜市上卖唱的大叔，因职业缘故不被女儿接受；一对替儿还债，在上海街头卖油墩的年近八旬的老夫妇；西藏街头踩着人力三轮车载客的河南大爷等等都成为团队记录的对象。

然而，每个人在不同的场域中释放的都是自己不同的一面，日复一日的全天候跟在这些人旁边记录，很容易沦于对生活细节的赘述。那么如何迅速在平淡的日常生活中，找到最能反映这些人与命运抗争，突破困境的时刻呢？

“打个比方，如果你知道他今天一定会走那条路，而那条路上有一块大石头，他经过的时候一定会摔一跤，你只用静候在那块石头旁。”在任长箴看来，这种能力基于导演的“人情练达”，是对生活的熟稔。

所以有了盲人男女在中秋佳节晚饭上的温情对话、妻子亲自采摘制作山楂罐头在丈夫忌日时摆在他的遗像前、西藏踩三轮车的大爷在离别之际与同伴的真挚告别这些点睛之笔。

归功于这样的功底，这部片子从前期调研加正式拍摄，只花了三个月时间，四位导演分别带着五个人的团队辗转各地。

“这种效率，对任何一个团队来说，都是非常高，非常准确的。”程工觉得这是自己一个很大的进步，每部作品要比上部作品有所精进，他很看重这点。

在技术方面，他们也有所考量。全片只用了一台佳能C300，加一个最适合拍人像的50mm镜头来拍摄，这种搭配简单轻便，把对拍摄对象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而且镜头的视角与人眼差不多，能够比较真实的还原景物。

拍摄完，所有素材加一起，源码一共60T，程工照例看完所有素材，将故事情节在脑海中事先编排好，再埋头剪辑，一气呵成。就这样，他连续剪了45天，完成片子的第一个版本。

所有故事里，佳木斯某个病院的一位病人给程工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穿着印有“北京”二字的病服，那代表他过去成长的地方，而他的户口本上也早已抹去了这俩字。镜头里，他目光呆滞，平静淡漠地说：“我想回去。”

“这部片子中90%的人，都能控制自己的生活与命运，但这代没有，他已经失去选择的权利。”摄影用大特写记录这些人的面孔，让他们对着镜头说一句话。这个故事没有拘泥于个人生活，将时代映衬其中。但最终公映的版本里，还是被删去。

剪辑的过程中，任长箴给程工提出过不少意见，扮演着后期导演的角色，片子统共剪辑了二十多个版本。

“如果说我是将军，任长箴就是军师，我俩做什么事都一起商量，她帮我拓宽视角分析一些人与事，然后由我去执行，因为我打仗打得快！”程工挥舞着手激动地说。

03.  你这人这么没激情，怎么能拍好记录片？  

但是，程工初次见到任长箴时，却对她发出置疑。

“你这人这么没激情，怎么能拍好纪录片啊？”他直白的当众对她说。

那是2010年，上海电视台为献礼世博会，找来他俩共同制作一部名叫《生活万岁》的纪录片。首次制作人和导演的制作会议上，思维跳脱敏捷，行事脱俗的程工便和亲切温和的任长箴在短暂的会议中给对方留下彼此无法共事的第一印象。

在此之前，任长箴在央视待了6年，直至2005年离开央视成为自由职业者，执导了《留住手艺》、《北京记忆》两部纪录片，还担任过08年北京奥运会组委体育展示类宣传片总剪辑师，是典型的“从官窑里出来的工匠”。

程工则大部分时间在广告行业里打磨，这个领域对每个镜头的完美程度有极致的要求，与主流纪录片故事线清晰、拍摄过程极具灵活性的特征恰恰相反。

两个经历完全迥异、性格强烈的人初次合作，就激起猛烈的碰撞，让合作难以磨合。

第二天，任长箴找到制片人说明无法与程工合作的情况。制片人提议片子可以按两位导演分集拍摄的形式进行，她才定下心来。

当任长箴骑着自行车独自跑街串巷做前期准备时，程工已经带着8个人的团队，迅速工作。

这部十集的纪录片最终由两个人拍摄的分集合并而成，片子出来后，两人对对方专业能力及态度却都相当认可，并惊讶双方的价值观一致，他们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彼此是同道中人，于是才有了第二次合作。

04. 他们带着纪录片走向院线  

2011年，中国纪录片市场在国家政策扶持和央视纪录频道（CCTV9）开播的推动下，初见势起的端倪。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晓卿向央视申报的美食类纪录片选题顺利通过，他采用项目制，请来几个纪录频道以外的导演来执导这个片子。

任长箴是其中之一，而后被任命为总导演，由她组建主创团队同时负责第一集的拍摄。这个担子有点重，任长箴找来一年前合作过的“十分能吃苦、执行力强”的程工，共同完成样片的拍摄任务。这部样片后来成为舌尖的第一集和整季系列纪录片的范式。

这部纪录片就是后来为大家所熟知，使几度沉浮的中国纪录片从精英人群走到大众消费的《舌尖上的中国 1》。

《舌尖1》学习国外纪录片的制作模式，设置前期调研员做以扎实专业的田野调查，在拍摄前明确了故事框架。第一集《自然的馈赠》按计划，要展现“高原”、“山林”、“湖泊”、“大海”的馈赠，在找到分别对应的人物及故事后，任长箴和程工每人负责三个故事，分头带组进行拍摄。

一开始，已经进入拍摄阶段的任长箴看着程工毫无动静，心想“他怎么还不开始呀？”但凭借两人之间的信任，她什么都没说，让他依着自己的节奏来。最后，程工如期带着拍摄好的素材归来，两人把各自的成果合在一起剪辑，便有了我们看到的惊艳的第一集。

那一年，中国纪录片的投资及播放渠道多具官方属性。除去上映了3部纪录片的院线，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中国教育电视台三套、上海纪实频道、重庆教育频道和湖南金鹰纪实频道这几大卫视和地面频道，几乎是当时国内纪录片仅有的面向公众的播出平台。

这部片子先后于央视一套、二套、七套和九套播出，触达了纪录片在国内所能触及的最佳播放平台。

面对观众对片子的盛誉，任长箴曾对一家媒体说，“她所在意的是她终于能够在一个她认为中国最牛逼的纪录片平台上，向公众展示她理解的中国纪录片的水平。”

此番成绩后，她与程工没有借此消费热度，而是默默回归原本的工作轨迹。任长箴大部分时间躲在自己的工作室里，只接手了《低调苏州》等三个完整的纪录片项目。程工对纪录片的兴趣愈加浓厚，执导了两部纪录片，《进藏》和《进藏2》。

这几年，他们拍摄的为大众所知的片子，始终从“人”出发。就像《舌尖1》是披着美食的外表讲述个人生存那样，领悟出门道的他们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练习来巩固和完善技能。

2015年，一部叫《第三极》的西藏人文纪录片广受追捧。开播当日的收视率比播出前的同时段提升129%，还被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直接采购。

程工与西藏早有渊源，他看完这部从生态美学角度出发讲述西藏的片子，激发出另一个拍摄灵感，他摒弃了对西藏风土环境及符号化的人文风俗的信息铺陈，继续以描绘普通个体生活的方式，映衬环境。

应运而生的《极地》是程工做的体量最大的一部纪录片，他又找来任长箴做剪辑指导。这部作品前后历时两年完成，任长箴在一次纪录片训练营的课堂中，称片子为“高阶中的高阶”，团队的摄影、录音和剪辑质量都达到她标准中的最高要求。

两年间，受益于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新媒体逐渐成为纪录片展示的一大阵地，优酷土豆、爱奇艺、腾讯视频、Bilibil等视频网站纷纷设立了专门的纪录片版块，培养出一批热爱观看纪录片的用户。

2017年《极地》首播时，除去在常规的央视科教频道播出外，还选择在乐视视频和Bilibili同时播出，证明国内大型纪录片价值的主流渠道不再单一。

同年，《二十二》以1.71亿的票房收入试探出纪录片在院线放映的潜在空间。2017年一共上映了十余部纪录片，其中超过三部票房超千万，院线成为纪录片面向大众的又一阵地。电影院特殊的视听环境与氛围，赋予纪录片更加丰富的观感体验，在以票房为标准的中国院线，这是机会，也是挑战，更是商业价值的检验。

这次，程工和任长箴计划带着作品，去到这个对于他们来说陌生的平台经历挑战。

2017年制作完成的《生活万岁》将要在院线公映。

05.  香港大导演建议我们不要叫「纪录片」  

纪录片如果要上映，一切都不再像过去那样简单，完全市场化的院线影片有其固有的运作流程。

即使是驰骋纪录片界二十余载的任长箴也直言“她并不了解怎么操作”，她和程工作为导演“已经把《生活万岁》这个孩子生下来，给它穿好衣服，让它变得体面，现在，任由它自己出去闯”。

初出茅庐的孩子需要老师加以引导，制片人张悦现在得协助这个孩子，在它自然属性的基础上，培养出社会属性。张悦带它认识新朋友，以便它未来能在茫茫人海中交到更多欣赏它的朋友。

 

在影片制作完成后，宣发成了张悦的主要任务。他出身于传统媒体，先后供职于《南方周末》、《Vista看天下》和《人物》，后创办Figure转战短视频领域。这是他首次担任院线影片的制片人，和两位导演一样，他正在面临陌生而充满未知的挑战。

大众对纪录片往往存在刻板影响，觉得纪录片不如电影有趣。为了打破这种印象，制片人张悦要给片子定标签，为大家建立一个初步印象。

这一步，至关重要。正如今年获得广泛好评，总票房达30.7亿人民币的电影《我不是药神》，在宣发早期便淡化“悲情”、“反思社会问题”的主线，凭借电影前半个小时的密集笑点，打出大众亲睐的“喜剧”标签，在电影尚未点映时，吸引来更多关注。

为此，张悦谨慎地参考了几位业内大咖的意见。“一位香港大导演在上海看完一场内部观影后，建议我们不要叫‘纪录片’，改叫‘半纪录片’，因为这个片子不是一般意义上大家刻板印象中的那种纪录片，这么宣传容易造成误解。陆川也说你们这个东西不叫纪录片，他拍的《我们诞生在中国》用7头雪豹拍一头雪豹的故事，他管那个叫‘自然电影’而不是‘纪录片’。”

他们的话恰好与张悦的想法吻合，最后，这部片子的宣传口径统一定为“非虚构电影”，既避免纪录片的“反票房”特质，而且同张悦身上带有的“非虚构写作”标签具有潜在关联。

06.  影片尝试「分线发行」 

2018年7月20日，“生活万岁官微”推出第一条状态。8月10日，举办首场媒体看片会。这部非虚构电影开始一步步迈向大众视野。

他们请来曾参与张艺谋《英雄》、王家卫《一代宗师》中书法美术的书法家许静书写片名；给片子精心制作了以片中人物为原型的油画风格海报，投放在纽约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片中出现的所有人物还被悉数请到北京，由国内一线时尚摄影师为他们拍摄了一套“反转式”人物写真。他们尽力将宣发过程中的每个细枝末节做好。

“片子都放映40多场了。”程工说道。点映已成为现在院线电影宣发的惯常招式，《生活万岁》也没落下。

对张悦来说，每一步都是崭新的，他很看重每次放映。一次给媒体的放映会结束后，已过晚上十点，他仍赶到现场，与观众交流感受。说到激动的时候，他掏出手机，给大家看一位电影专业评论者观影后在朋友圈发出的评论。那条评论不错，张悦有些欣慰，这部非虚构电影现在也像他的孩子，一举一动牵动他的心。

导演们也需要走出幕后，加入到这场宣传推广中。最近一次，他们去到米未传媒举办看片会，任长箴在结束后与观众进行互动。6年前，《舌尖1》开播之际，她紧张地在坐电视机前等待，现在，她能够亲眼看见观众对影片的直接反应。

“这么好的电影，不能让它白白被埋没，如果准备工作不充分，普遍排片和上座率每况愈下的话，很容易马上销声匿迹”。在发行模式上，片方也在尝试创新。

团队常常开会讨论宣发策略，计划将电影分线上映，“电影可能会在重庆、成都、广州、济南、沈阳这样既有片中人物，又有电影市场的地方提前上映，我们一个一个点突破，将每个地方都做到最好，在积累了一定口碑和声势后，再在全国公映，不过这是最理想的状态，不知能否实现。”

张悦不遗余力地为这部电影奔走，联络来至少20家国内顶尖媒体和头部新媒体对这部电影进行报道。

11月2日，国内艺术片众筹点映平台“大象点映”推送的公众号文章中写道：“电影《生活万岁》11月18号于全国百城同步首映。”

11月12日，“生活万岁官微”向外宣布：《生活万岁》于11月27日在万达和大地两条院线上映。

片方最终实现了他们“分线上映”的计划。

张悦其实并不认为《生活万岁》是一部小众电影，他希望它是一个高品质但仍被院线市场认可的大众产品，希望它获得票房的检验和认可。

同时他也说：“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可能性会亏损，我们会直面这一挑战。但是我仍然怀抱一些期待，如果说这部电影能赚钱的话，那说明我们整个市场其实比我们想象的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