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蛇眼财经v
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曾预言，互联网必将深刻地影响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然而估计是他也没想到的是，有一天“垃圾短信”和泛滥的电信轰炸，会成为侵蚀人类生活的“巨大隐患”，影响到每一个人的正常生活，甚至比尔盖茨自己也曾陷入信息泄露的欺诈之中。
作为一个信息高度发达的大国，如今中国人每天遇到的骚扰电话更是成了家常便饭，每天四五通的营销电话变成了常态，骚扰电话早已从偶发事件演变为全民痛点，甚至逐渐演化成了产业化的大趋势。
骚扰电话的常态化：从“扰民”到“产业”
根据2025年最新数据，我国日均处理骚扰电话量已突破100亿次，用户单日接听量超20通的案例屡见不鲜。从房产中介的“夺命连环call”到网贷催收的威胁恐吓，骚扰电话不仅侵扰生活安宁，更成为电信诈骗的重要工具，其背后是技术滥用、监管滞后与利益驱动的复杂生态。
首先，是AI外呼系统的出现，彻底颠覆了传统骚扰电话的边界，让外呼“骚扰彻底工业化。以智优擎公司为例，其AI机器人通过真人录音合成语音，预设200余种触发关键词，甚至能模仿明星声线（如林志玲）实施精准推销。
更致命的是，这些系统内置“智能规避”功能：利用虚拟运营商号段（17/16开头）伪装本地号码，通过声纹分析判断用户情绪，0.3秒内终止投诉关键词触发的通话。单台机器人年成本仅1万元，但单客户年服务费可达百万，部分技术商年销售额破20亿元。这种“低成本、高回报”模式，使骚扰电话从“人力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暴利产业。
其次，是监管滞后与实名制的漏洞，为其提供了生存土壤。尽管《民法典》明确禁止未经同意的营销电话，《个人信息保护法》强化数据安全责任，但现行法规仍被黑产玩弄于股掌之间。例如，催收行业虽被规定每日通话不超过3次，但AI技术可突破时间限制，通过虚拟号码实现“高频次骚扰”。更讽刺的是，部分企业将骚扰电话数量纳入“营销KPI”，形成“骚扰越多、转化越高”的畸形商业模式。
虚拟运营商的监管失守，则为黑产提供了“隐身衣”。以17/16开头的“小号”无需实名认证，外呼公司通过虚商批量购买，封号后30分钟即可更换新号段。某虚商年收入超亿元，其中80%来自电销公司号段租赁。基础运营商同样难辞其咎：企业开卡审查流于形式，甚至有员工协助删除投诉记录，形成“共生关系”。
据央视315晚会曝光，某外呼公司单日拨打量高达10万次，成本却不足万元，其效率远超人工。这种“低成本、高回报”的模式，催生出覆盖20亿用户数据的黑产链，土巴兔、拜博口腔等企业均被曝参与其中。
土巴兔困局警示：IPO路上的“隐私原罪”
2025年央视315晚会揭露的土巴兔隐私泄露案，堪称骚扰电话乱象的典型缩影。这家多次冲击IPO的互联网家装平台，竟与非法爬虫公司“火眼云”合作，窃取短视频平台用户电话、微信等数据，日均推送超20万条装修营销信息。其用户单日接听骚扰电话超20通的记录，直接暴露了企业对用户权益的漠视。
第一、“合规审查”成文字游戏，利益链条深藏“共谋”。土巴兔回应称“未达成实质性合作”，但黑猫投诉平台数据显示，其用户投诉量在曝光后激增300%。这种“商务洽谈期合规审查”的说辞，实则是企业为规避责任设计的文字游戏。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土巴兔作为数据使用方，未建立有效的数据防火墙，甚至默许第三方公司通过爬虫技术获取用户信息，暴露出互联网企业普遍存在的“重流量、轻隐私”思维。
据调查，“火眼云”系统通过爬虫技术对短视频平台评论区进行扫描，强制抓取用户电话、微信账号等信息，当用户留下“装修”“种植牙”等关键词时，系统即刻触发数据窃取程序，并将信息实时推送给土巴兔等合作企业。更隐蔽的窃取发生在社交平台：企腾网络工作人员透露，“火眼云”可入侵企业公众号及微信群，凡点击、转发过相关文章的用户，其手机号码均被自动抓取，这种技术“创新”使得隐私保护措施形同虚设。
第二、IPO屡败与信任危机的“恶性循环”。土巴兔自2018年至今5次IPO折戟，此次事件更使其上市之路雪上加霜。这折射出资本市场对数据安全问题的敏感：当企业将用户隐私视为“可变现资产”而非“核心资产”时，即便短期盈利亮眼，也难以赢得投资者信任。正如业内人士所言：“隐私保护不是成本，而是竞争力。”
从财务数据看，土巴兔2019-2021年营收增速从16.6%骤降至6.4%，净利润从0.8亿元降至0.7亿元，毛利率超90%却难掩净利率不足10%的尴尬。这种“高毛利、低净利率”模式，本质是依赖流量收割的粗放经营。为维持高增长，土巴兔将大量资金投入营销，2021年广告费用同比激增40%，却导致用户留存率持续下滑。
更致命的是，土巴兔与投资方的对赌协议加剧了危机。2020年红杉、经纬等机构与创始人王国彬签订协议，若未能在2022年前上市，将触发股权回购条款。这种压力迫使土巴兔不断寻求资本市场的“救命稻草”，却忽视了用户隐私保护等核心能力建设。
破局之路：法律、技术与监管的协同作战
从土巴兔等互联网平台窃取用户信息，到虚拟运营商批量发放“小号”，再到AI机器人日均拨打10万通骚扰电话，这条覆盖20亿用户的黑色产业链，暴露出法律滞后、技术滥用与监管缺位的深层矛盾。终结这场“数字围猎”，需构建“法律约束-技术拦截-监管问责”的立体防线。
在法律层面，提高违法成本，让震慑力跑赢利益链。现行《治安管理处罚法》对骚扰电话的处罚力度不足，单次罚款仅1-10万元，与电销公司通过AI外呼系统“低成本、高回报”的商业模式形成鲜明对比。例如，某外呼公司单日拨打量突破10万次，成本不足万元，而其年销售额高达20亿元。这种“违法收益＞处罚成本”的畸形生态，亟需法律重拳出击。
在技术层面穿透虚拟号码，让AI技术回归服务本质。当前AI外呼系统与虚拟号码的滥用，使传统拦截手段失效。例如，智优擎公司的AI机器人通过虚拟运营商号段（17/16开头）伪装本地号码，单台设备年成本仅1万元，却能实现“24小时无休外呼”。要终结这种“技术暴政”，需构建“技术反制+数据溯源”的双重防线。
在监管层面打破数据孤岛，让责任链条“无死角”。骚扰电话黑产的治理困局，本质是跨部门协作与数据共享的缺失。例如，土巴兔事件暴露出互联网企业“重流量、轻隐私”的思维，而虚拟运营商违规放号、爬虫公司窃取数据等行为，更凸显监管盲区。
结语：守护通信安宁，需全民共治
骚扰电话的治理，本质是数字时代隐私权与商业利益的博弈。当土巴兔们将用户数据视为“待收割的庄稼”，当AI技术沦为“骚扰工具”，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更严的法律条文，更是全社会对隐私价值的共识。唯有法律亮剑、技术筑墙、监管发力、企业守责，才能让通信回归服务本质，让每个电话都成为有温度的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