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深瞳商业
五月天疑似“假唱”风波继续发酵。
上海市文旅执法总队已回应舆论,表示将对11月五月天在上海举行的8场“好好好想见到你”演唱会是否假唱开始调查。
事情还在调查中,舆论却早已用一个接一个热搜表示了强烈关注。有一个信息是,当UP主麦田农夫通过技术分析指出“假唱”时,五月天所属经纪公司和演唱会主办方都没有直接反驳,而是以“等待调查”、“巴黎3小时见证(真唱)”作为回复——这当然可以理解为面对重大舆情的谨慎或者对管理部门的尊重,但许多歌迷并不理解这样“软弱”的表态。
因为从逻辑上说,只有我们旁观者需要等待调查结果,五月天自己对是否“假唱”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以他们一贯的“摇滚”态度而言,完全可以做更加黑白分明的表态才对。
直到12月4日中午,界面新闻致电五月天经纪公司相信音乐,工作人员回复称“没有假唱”,并表示“稍后会在官方公众号上回应”。不过这一表态仍未平息舆论。
如今是非黑白的尘埃还未完全落定,但深瞳音乐认为,相关讨论已经可以进行了:
并不是急着去“审判”五月天什么,而是这个音乐现场需求迎来爆炸式增长的时代,有些问题应该要说清楚。
比如垫了音轨的“半开麦”到底应该如何定义,比如观众付费购买的“现场体验”主要包括哪些内容……这一切,都是音乐产业发展的题中之义。
一、伍佰不唱都行,LIVE“划水”究竟以何为底线?
实际上,关于歌手演唱“划水”的争论存在已久。虽然文旅部三令五申“演唱会音乐节等严禁假唱假演奏等违法违规行为”,但假唱从未真正消失过。
一方面,各大晚会长期存在对口型的情况,这之中存在现场收录效果不达标等客观因素,不一定和歌手职业道德直接相关。
但演唱会音乐节等商业演出,就都是真唱吗?那很可能要看你如何界定“真唱”了。
比如在SNH-48、“时代少年团”等青少年偶像团体在各种拼盘公演、路演中唱一些激烈的唱跳曲目,就有一种习惯性的“半开麦”——也就是在开麦的同时,背景音乐中也垫一个音轨,演员觉得状态好、气息稳定就真唱,演员状态不好气息不稳现场就是录音。
如果UP主麦田农夫说的都是事实,五月天在演唱会的12首歌中有5首是录音“假唱”,那么这算不算“半开麦演唱会”,这种情况又是否可以被允许呢?
文旅执法部门尚未定论,我们先谈谈行业视角的一些想法。
首先,“半开麦”是否被允许,和观众是否知情有关。花钱去看SNH-48公演的观众不说全部吧,99%应该都清楚,小偶像们是“半开麦”,如果你饭的是个人设不以歌舞见长的妹子,全程对口型是大概率的。
但那些现场应援的“聚聚”们并不在乎,有颜值、有MC就够了,妹子冲他们笑一笑票价就全回来了,还能当场“虎火发动”来一段长CALL——这样的半开麦,在我看来也没有大问题。
同样是演出门票,但偶像团体的票卖的本质上是一个与偶像相处的机会,作为“赠品”的表演如果双方约定就是半开麦,是无伤大雅的。
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伍佰,这位大佬最近的演唱会自己都捞不到机会唱歌,前奏结束就是全场大合唱……有人问,伍佰不唱都行,五月天“半开麦”有问题吗?
其实这还是不一样,人家伍佰是有真唱的能力和诚意的,更关键的是,观众去之前就知道是参与一场“唱歌给伍佰听”的娱乐活动,五月天的粉丝知道自己花重金抢票不全是真唱吗?
恐怕不少人并没有这个准备,许多粉丝还对五月天“华语LIVE天团”的名号很自得,所以,要是五月天坐实“假唱”或者“半开麦”,对许多粉丝来说,不仅是违约,还是“背刺”。
二、演唱会的真实程度,是歌手对自己下的定义
其次,我认为现场的真实程度,显示了歌手如何认识自己。
上文我们虽然提到了一些偶像团体以“半开麦”表演为常态,但他们与五月天有一个显著的差别,偶像团体虽然也发行单曲和专辑,但主要身份并不是歌手。
换句话说,他们并不以“音乐表演”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技能。
爱豆应该是一个独立的演艺职业,贩卖热血与梦想,只不过在我国当前的公众认知中被迫与传统艺人混在一起,共享生态位。
某种意义上,爱豆们是先自己承认演唱技能不足,才用“半开麦”追求更好的舞台效果——有关部门仍然可以选择处罚这样的行为,但公众对爱豆的“半开麦”相对宽容也是有原因的。
在这个尺度上,五月天显然是没有充足理由“半开麦”表演的。
信是不是歌手?当然是,他自己在“我是歌手”舞台上无比庄严地谈起过这件事,并以歌手身份为自豪。
五月天做的是不是摇滚?是的,大部分人也认可他们的音乐有摇滚的精神和形式。
既然如此,五月天就理应严肃回复公众的质疑:一支摇滚乐团,一个号称“华语最佳”的音乐团体,一群深受信任的音乐创作者,在音乐会现场有任何理由“半开麦”吗?这件事情上,调查归调查,五月天始终欠自己的支持者一个交代。
现代音响的拟真程度越来越高,录音制作水平越来越完善,人们之所以还是说音乐现场有无可取代的魅力,有抚慰人心的力量,本质上是相信音乐人在现场倾注了更多、更真实的情感。
我认为每个以“音乐人”自居的演唱者都应该认真审视自己,是否对得起这份信任。
一张五月天的演唱会门票便宜的也要300~400元,好位置和黄牛票动辄上千,一个城市连开几场演唱会,最少也是几千万的大项目。这种称得上巨额的收入,显然是应该受到道德和法律双重监管的。
五月天的粉丝可能比十几岁的年轻人更宽裕一些,但这个数据下行的年代,谁的钱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家原本想买的是一场对等的、真诚的遇见,如果最终买到的是“半开麦”的敷衍,那是不是明显“货不对板”呢?
五月天如何定义自己,决定他们如何对粉丝和公众交代。
三、市场的“供应不足”仍在继续,解决生产问题可能更重要
根据“央视新闻”微博提供的信息,五月天上海8场演唱会的入场总人数超36万,即使按最低票价355元计算,售票收入也超过1.27亿人民币,这还没有算上应援周边、现场其它销售带来的收益。
客观地说,钱过1亿,连天扯地,主办方、票务发行方、表演者、渠道商……诸多利益方的各种复杂情况,我们外人其实很难彻底了解清楚。
一场演唱会的“真假”问题,不一定完全是由表演者的职业道德决定的,但是仍然要由表演者和主办方承担主要责任。
一个最坏的猜测是,并不只有五月天一个“堕落”的表演者。
今年以来,随着线下演出市场的强烈复苏,人们耳熟能详的音乐人纷纷在众多城市巡回演出,比如张学友全年演唱会数量逼近100场,和五月天一样高密度巡演的老牌音乐人还有很多。
可能粉丝“洗地”时说的也不是完全没道理,如此高强度的演出,让许多艺人不堪重负,但在这个可能是稍纵即逝的黄金市场中能多捞一点算一点,所以被利益驱动着继续高强度巡演。
这种情况下,单纯强调演艺人员职业道德也还不是根本的解决办法,最终我们需要的是音乐生产(包括流媒体、实体唱片和现场音乐)的供需平衡,以及音乐生产体系的良性发展。
假如说,五月天这次被坐实“假唱”,监管部门自然会惩罚他们,但市场本身其实很难“处罚”这样的老牌艺人。
一方面,随着娱乐圈日益饭圈化,始终会有不离不弃的铁杆粉丝陪着他们度过低谷,别说“假唱”,那些违法犯罪的艺人都有社交媒体BOT天天盼着他们复出。
另一方面,因为音乐生产体系切换的问题,我们实际上并没有五月天的“平替”。
一个真正能形成“惩罚”的市场机制,需要充足的供应,也就是一个健康的人才培养机制。
只有当“新势力”能够对老牌艺人形成实质替代的时候,他们才会真正朝乾夕惕,坚守初心,而不是只把初心放在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