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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烨背着黑色的帆布书包，带着莫名的骄傲挤在充满汗味儿的公交车上。每隔几分钟，他就会小心翼翼地拉开拉链一角，看一下包里的现金。回到出租屋后，他把包里的所有现金倒在地上，盘着腿，用屁股在钱上坐了一会儿，然后拿着笤帚把所有钱扫成一堆。仔细数了2个多小时，最终的数额停留在130310元上。
把时间倒回上世纪90年代末期，当年教育培训只是少部分人的“软性”需求，且门类不多。那段时间，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许多人开启了所谓纽约梦、欧洲梦，于是新东方从大教育行业中脱颖而出，并且长时间占据了榜首。
二十年后的2016年，中国教育界的“头牌”已经推杯换盏，新东方交出了王冠―――专注少儿教育的“学而思”后来居上。从那之后，K12培训便一发不可收拾。
时至2019年，虽然教育内卷环境下“体制内”三个字已成为金字招牌，李永新和他的公考培训龙头企业——中公教育也成为了新一届“教育首富”。不过，K12教育仍是许多父母无法绕开的一个“阶层”生意。
装满13万现金的双肩包
上大三的李晓烨（化名），是新城小学「四点钟学校」的一名负责老师。
所谓「四点钟学校」，顾名思义是指在小学生放学之后的校园培训班，这在宁波是多数小学的标配。
由于大多数家长都忙于工作无法在3点45分放学之前到达学校接孩子，学校便设立了这么一个额外收费的「兴趣托管班」，并将其委托给校外的培训机构。可选的科目从书法、美术、围棋到篮球、乒乓、羽毛球等，每年开学季的前几天，都是「四点钟学校」报名的高峰。
作为负责老师，李晓烨那几天会在清晨6点钟离开出租屋，开着他那辆二手电瓶车赶往学校。半个小时之后，他的角色就会从一名大三学生变成“老师”，并且坐在新城小学门口的一张桌子后面。
这几天，小学生和家长们都会来到学校。家长将孩子送进校门后，便会拿着提前填好的「四点钟学校」的报名表，到“李老师”这里报名缴费。整个报名收费过程会持续三天，这才第一天，李晓烨和同事就忙得焦头烂额，生怕点错了钱或是收到假币。汗水浸透了他的T恤，嗓子也会说到沙哑，不过这都不算什么，白花花的“银子”着实让这个大三学生觉得莫名冲动。
背着满满当当的书包，他不敢再骑着电瓶车回去而是搭上了回家的公交车。背包里传来的沉重感让李晓烨脸上露出了一种不可名状的“骄傲”，周围形形色色的陌生人都变成了他的陪衬。下车之后，李晓烨先给培训中心的“老板”吴老师打了个电话，告诉他第一天的钱收完了，并问吴老师钱是先放着还是怎么处理，最后还加了一句“今天收的钱有点儿多”。
电话那头的吴老师本来只是想用一句“钱你先放着，到时候一起打过来就行”打发过去。不过，听到李晓烨最后说的那句话，忙不迭问了一句，“收了多少？”
李晓烨在电话那头强装淡定地说，「应该有个10来万吧。」
吴老师虽然对李晓烨足够信任，但想到这10多万将会在这个大三学生的手里待上3天，还是觉得不放心。不一会儿他发来一个卡号，让李晓烨对完数额之后存进去。
回到屋里，李晓烨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空调，把书包里的钱一股脑的倒在了地上，还学着电影里的场景抓了几张钞票往天花板上丢，然后盘腿坐在了现金堆上，感觉着自己胸腔里扑通扑通地心跳。毕竟，这是他出生以来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现金。
“我说不清那种感觉，虽然这个钱不是我的，但好像让我逐渐拉开了和身边同学的距离，那种感觉特别强烈。”李晓烨回忆道。
他用笤帚像把钱扫成一堆，然后拿出报名单核对每个报名孩子的信息和数额。整个过程持续了2个多小时，最终的数额停留在在130310元上，不过在核对信息的时候发现，少了接近200块钱。
“发现少钱之后我特别紧张，就害怕这个。而且我第一次做这个事儿，就弄成这样特别尴尬。我又不敢跟吴老师直接说，就想着要不要自己添200块钱进去，别到时候查账的时候查到就行。后来，我打电话给同事问他少了钱该怎么办？他告诉我说，这算什么，才少了200块。”
同事透露，他那边经常会少上千八百。而且有时候还会自己偷偷拿掉一点儿「辛苦费」，这也不算什么，后面根本没人会管。对方告诉李晓烨，自己负责的那个小学忙一个学期下来才只有5%的提成，“他让我自己扣点儿钱，不然太辛苦了。不过我没这么干，没什么其他原因，就是单纯不想这么做。”
收拾妥当之后，李晓烨又给吴老师打了个电话，说了具体数额，就找到了附近的农信社把现金都存了进去。随后两天，报名的人数逐渐减少，只有稀稀落落的几个父母或是孩子的爷爷奶奶，带着孩子在报名台前犹豫再三，最后拿出零散的现金交了报名费。
最后统计的时候李晓烨看了下表格，报名的人数一共是340多人。在这个学生总数不到600人的小学里，半数以上的学生都加入了「四点钟学校」。
图源：来自受访对象
“「四点钟学校」某种程度上只是一个笼络生源的方式，这些学生里面的一部分会成为培训机构可以二次利用的资源。上课老师会从中挑选一些学生，把名字记下来。我这边会以负责老师的身份通过电话练习他们的家长，最开始会和他们聊聊孩子上课的情况，然后会问他们有没有意向周末到「总部」，也就是培训中心来上课。还有一些家长和任课老师比较熟悉的孩子，会让任课老师自己去联系，比如教篮球的老师，他就自己从上集体课的孩子里面挑一些好苗子，周末再加课。”李晓烨回忆道。
「总部」的培训项目就多了，这样的操作也并非次次顺利，有的家长也会对「四点钟学校」的教学质量提出质疑，同时更对这些所谓“代课老师”与“负责老师”的身份产生不小的怀疑。
尽管吴老师在每一次开学前都会再三叮嘱每位“老师”，让他们对外别说是兼职或是在校生，但是总有精明的家长会抓到蛛丝马迹，并且上报到校长办或是教育部门。
不过，以吴老师的背景和资源，这些都不是什么问题。作为一位大学的系主任和有教授头衔的老师，这些小学里的校长、在职教师不少都与他有过师生（校友）之缘。在教育口，吴老师用人情和利益将几方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也正因如此「四点钟学校」这一块肥肉，最后才能落到吴老师的口中。
在李晓烨看来，吴老师为人低调，家中停着三辆车：一辆手动挡的夏利、一辆丰田皇冠、还有一辆奔驰E300L。而每次去培训中心办事，他总会开着那辆夏利，偶尔开奔驰也是因为要和一些重要人物见面或是打麻将。
当K12的素质教育与兴趣班变身为一桩生意之后，真正惠及的究竟是谁？
下沉市场的K12“淘金者”
李晓烨是个非典型大三学生，他从大二上半学期开始就在校外的少儿培训机构做兼职了。
通过别人认识了吴老师之后，他从最底层的点名老师做起，每次「四点钟学校」开课，他就会挨个教室查看上课情况。一开始工资800元一个月，一学期之后李晓烨凭借着吃苦的劲头和翘课的本领成功当上了「负责老师」，收入也从800元一个月变成了2000，外加每学期末的5%提成。
除了「四点钟学校」的收入之外，小学生杂志的订阅也是他们这些「负责老师」的额外收入。
“杂志就是麻烦一些，一个班订的人也不会很多，每个月还要我自己搬着送到学校班级里。吴老师那边整个是有10%的利润，到我手上剩的也不多了，就当顺便赚点外快咯。”
图源：来自受访对象
与吴老师等这些「淘金者」们的分毫必争不同，那些中小学生的父母争分夺秒的原因来自于压力。
“即便大多数家长是跟风，也是因为担心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毕竟大家都在外面上各种课外班，学校里面很多上课的内容都在外面讲完了，青黄不接的，你要是不去外面补习，在学校里根本跟不上。这还只是主课，一些兴趣课程也重要，现在的孩子哪个没有小特长呀，大家都学你只能跟着一起学了。”为孩子报过3个学期「四点钟学校」的王女士私下里透露道。
有家长分析，这种环境下不同家庭状况的孩子生命中的机会也会完全不同。家道殷实的家长会给予孩子更多教育资金支持，而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则必须在兴趣与学业之间做选择，经济能力大大限制了他们提升自身水平的能力。
实际上，即便金领家庭也在担心阶层固化，在游戏规则较稳定的阶段，学校作为社会和经济的再生产部门，其责任之一就是为阶层流动和平等提供平台。
但是培训市场的「淘金者」们也在紧盯着这些平台产生的所有机会，随行就市。
根据艾瑞咨询（iResearch）的相关报告显示，国内K12教育市场规模呈现逐年上升趋势， 2019年市场规模为7629亿元；前瞻产业研究院预计K12教育行业2020将达到7850亿元规模，到2025年会超过9450亿元。
资料来源：艾瑞咨询
目前K12教育市场可分为线上和线下，其中线下又分为公办、民办和培训机构三种。在线上K12教育日趋火爆的今天，三四线城市的线下K12市场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金矿，吸引着投机者不断投身其中。
资料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
李晓烨在那个学期的末尾拿到了一万五千元劳务费，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额外”收入，总共接近两万元，直到2020大学毕业前，他一直以「负责老师」的身份在K12培训行业“混口饭吃”。
对于2021年是否还要继续扎根这个行业，他目前仍未下定决心。
结束语
在一线城市的K12教育行业因监管不断加强而日趋规范后，即便有些“漏网之鱼”也。不过，另一轮挖矿争夺在二三四线城市不断展开，硝烟弥漫。
在不能输在起跑线的群体恐慌中，一些理智的家长开始指出，一些学校将部分教育资源稀释，把原本归属于校园教育的部分转移给了校外的培训机构，完成了所谓教育产业、风险和教育资源的转移，本质上是对这个时代教育能力的不负责。
或许换一个说法，希望那些鼓吹“家长的选择比孩子的努力更重要”的说辞，尽早被扫进垃圾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