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来源：袁国宝
67岁的董明珠已经离青春年华四个字相去甚远，但她似乎永远充满着无穷的活力与争议。
蛮横，凶狠，甚至被称作不讲礼貌——在不少采访节目与真人录制现场，透过屏幕，观众能感受到她带来的强烈压迫感。更不要说与她面对面直接接触的人群：在各类记载中，不少人对这位浑身是刺的女人颇有微词，称其掌控欲太强。
这一个最直观的印象始终相形始末。
比如，《时代周报》对董明珠的一篇采访报道中，就将董明珠和下属的关系形容为：老师与学生。从鲁豫《大咖一日行》中，也能觉察董明珠在格力的“霸权”。
她喜欢说教，更喜欢掌控一切。掌控不了，便以一种更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在百度搜索“董明珠 当场发飙”，可得到60.4万个结果。
可以说，在屡被公众谈及并记住的大多数公开场合，她都以充满争议性的话语，极具攻击性的姿态示人。但她又是如此的特别且不可替代。
她被视作铁娘子与大姐大，在格力乃至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成长的历程中，她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江湖少不了她，她也离不开江湖。人们对她又爱又恨，但如今，爱恨这两个字也逐渐上了年纪。
时间总是残忍地带给每一个人错位与脱节，任何英雄都有盎然神伤的时刻——从做格力手机开始，到银隆事件流产，再到电商直播接连翻车，最后到近期核心高管接连离去：
雷厉风行的董明珠在迈向新世界的路上，走得多少有点吃力。
这似乎有些像电影《老炮儿》中，最后一次穿上军大衣，在人生末路昂首冲锋的六爷——没人不发自内心的感动，但也没人不怀疑这位老人终究会倒下。
但生意就是生意，尤其对董明珠这一类掌管着巨大商业帝国的“前浪”们来说，这仅仅属于一个企业决策者在商业范畴的挣扎与起伏。
但生意又不仅仅是生意，尤其对已身任全国人大代表快二十年的董明珠来说，她更有着人民寄予的，属于中国初代企业的敦敦厚望——
今天，随着“两会”如约而至，时常“出戏”的董明珠，凭着一个“敏感”的倡议，再一次站上了风口浪尖。
01
一场巨大的风波
“工作者的工资要提到一万块，才叫他纳税！”
全国“两会”前夕，在相关报道中，说话做事从不保留的董小姐，率先提出了提高个税起征点至1万元/月的建议。在她看来，关注民生经济，这是一个企业家的担当与责任。
言论一出，议论纷纷。
在2020年3月3日早，#董明珠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至1万元#就登上热搜。事实上，个税涉及民生根本，也是触及公平与效率核心的问题，无论何时能引发舆论的高度关注。
支持声音有。
比如，《证券时报》评论文章就指出，一些明星企业家，发出了个税1万元、甚至3万元起征的呼声，这与国民经济发展相契合：“降低税负水平”是讨论个税话题的主旋律。
人们叫好的声浪也有。
“董明珠说出了普通老百姓内心的想法，是一个人大代表该有的作为。”“董明珠以更高的视角俯瞰社会，从她身上可以看出，人大代表不是一种荣誉，不是一种权力，而是一种责任。”“董明珠这样的代表真正做到了代表基层人民的心声。”
更有观点指出，这一次董明珠不同往常单纯意在将自己与格力曝光——实际上，近年来董明珠就个税起征点问题持续发声，早在2017年两会，就提出调高个人工资、薪金所得起征点至5000元，并建立动态调整机制。
而到了2018年8月31日，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终于通过，起征点就为每月5000元。
此后，董明珠在近几年依旧为提高个税起征点继续建言——客观来说，董明珠延续与有效的倡议，让近几年很大一部分人，切实享受了减税降负的政策利好。
但是，反对的声音也不绝如缕。
最有代表性的观点就指出：直接提高税征收起点，这样“一刀切”的政策，不仅简单粗暴，并且很不公平。
比如，从地缘经济发展的强弱来说，各地人均收入的巨大差异，让提高个税起点的惠及面不够。
观点指出，自2019年1月中国实施以5000元作为全国统一的个税起征点后，中国绝大部分二三四五线城市的就业者几乎不用缴纳个税。
但是，超一线城市的劳动者却无法享受到相应权益——按照国家统计局2018年公布的收入排行榜，月平均收入超过8000元的城市诸如北京、上海、杭州以及深圳等地的劳动者，就成了政策难以惠及的“沉默人群”。
换句话说，生活在北上杭深的这2%实际上成了全国纳税压力最大的一群人——比如，在北京月薪1万元的劳动人群，单位实际支付大约14000余元，可员工在缴纳社保和个税后往往只能收到7000余元，加上几千元的房租与各项日常生活必需品支出，工薪阶层每月剩余很少。
此外，更大的反对声浪在于：提高个税起点，并没有真正发挥出税收促使社会公平的正向作用。
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高收入群体的个税比例远高于企业所得税税率，这就难免让某些公司动起“歪脑筋”——假若月薪10万以上企业高管，要按照45%交个人所得税，但企业所得税最高税率仅为20~30%。现实中，某些企业便会将企业高管的工资开支划分到公司运营成本当中，但该人工资单上或许只有5000元，从而成功避税。
更不要说，中国众多富豪的收益并非工资所得，可这一人群依靠投资类所得收益的税率相比收益本身，则远远达不到个税促进公平的效用——换句话说，中国的绝大多数既得利益者，仍在享受着这个时代“低税率”的红利。
以上种种反对提高个税起点的观点，本质上并没有任何问题。但都存在着共同的最大问题：讨论的范畴，已经不再是董明珠提出建议涉及的问题本身。
进一步说，没有任何一项建议或者政策，可以完美解决所有现实问题。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无论个税降不降，怎么降，人们关注的核心却是：
在改革开放轰轰烈烈进行了四十多年后，当这块蛋糕已经做得足够大，此时此刻，人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得渴望实现两个字：
公平。
02
回到原点，尊重规律！
可以说，公平两字在这个时间节点，已经成为一个不得不提，却又难以根治的问题。
实际上，造成个税在调节社会公平面前效果不佳的原因有很多，其中最直观的便是：个税本该担负起社会资源再分配的作用，已经被税收本身所压制。
比方说，在过去的十年里，个税增长速度就远远高于个人收入增长速度，中国人均收入已经大幅跑输税收——2013年全国个人所得税收入规模为6531亿元，到了2018年，已经增加到13872亿元，5年翻了一番，远高于同期的个人收入增速。
即使在2019年个税改革后，同年个税收入较2018年已经下降25.1%至10388亿元，但到2020年，个税却逆势出现11.4%的增幅，而同期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仅为2.1%。
一增一减间，个税与居民收入，已经成为民生问题中一个较为突出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若任其不断发展，中国社会经济将受到极大的消极影响。
影响的直接后果便是消费锐减。
实际上，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三驾马车”之一，自改革开放前占国民收入中60—70%，到现在低于40%的占比，消费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尤其在最近十几年间持续下降。
相较于国际公认的较为合理消费占比指标2/3，可以说，中国的消费占比已经远远不能称作健康。
这也侧面说明，中国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上是具有较大改善空间的。
国家自然意识到这一问题，并且早已行动——去年首提“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战略”，以深化供给侧作为手段，去满足消费需求，从而拉动国民经济发展，最直接手段就是扩大消费。
如何扩大？
开源是本，但出台一套更加合理的个税方案，减轻中低收入人群个税负担，从而释放人群更大的消费潜能，也是一项重要手段。
实际上，一切生产都是为了让老百姓更好地衣食住行，假如前端的生产再热闹，但如果库存持续时间过长，产品就会变为垃圾，造成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
某种程度上说，在两极分化越发严重的当下，系统性调整个税，这是效率的要求，更是公平的必须。
可相比起原因与后果，人们在当下却对提出相应解决方法的董明珠过于苛责，这多少显得反应过激，甚至是找错对象——最起码，比起难以根治而放弃根治，先去尝试解决，先大胆发声或才能真正推动问题解决。
更重要的是，再完美的苍蝇也是苍蝇，再残缺的战士也是战士：
董明珠作为中国企业家的大姐大，更作为人大代表，这些年，她始终在为人民发声与战斗，哪怕说得不够周全，但她终究值得掌声。
03
耐心点，问题总会有解决的一天
有问题，就需要解决。
但令人难堪的是，近些年在最需要专家出具专业性建议的时候，有人却显得非常业余。比如，曾有专家在反对提高个税起征点时，如此说到：
应该让低收入者也享有纳税的光荣。
屁股决定脑袋，这无疑是21世纪新版“何不食肉糜”。放任自流是不负责任的，在解决个税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上，最重要的是，需建立一套完整的个税征收体系。
提高个税起征点只是其中一方面，而降低“个税”最高边际税率也是另一种可行之道。
正如全国人大代表、广东国鼎律师事务所主任朱列玉，在《关于将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降至25%以下的建议》中谈到，将个税最高税率降至25%以下，不仅有利于中国吸引国际高精尖人才引入，更能确保税基稳固。
此外，更重要的是，只有扩大个税征收范围，才能真正确保公平。
一个最直观的例子是，目前个税最高45%税率对应的是个人综合所得收入，即工资薪金、稿酬、劳务报酬、特许权使用费四项收入，这一人群高收入者主要是专家、学者、科技人员等，而像富豪收入更多地来源于利息、股息、红利、财产所得等，仅适用20%比例税率。
换句话说，中国最高收入群体个税并非最高——这无疑是极大的不公。
因此，扩大个税综合所得范围，除了长期资本利得收入外，针对利息、股息、红利等其他各项收入均应纳入综合所得，适用统一的超额累进税率，这或许，才是个税改革在当下真正该关注的焦点。
这其实是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能者多得是天经地义的，同样，多得者也需多为社会做贡献。当然，正如前文所言：没有任何一项政策是完美的，任何问题都需要实践才能逐步解决。
可喜的是，自2019年正式实施个税改革以来，通过提高起征点、扩大低档税率级距和新增6项专项附加扣除，如今，在中国已经有超2.5亿人享受到了减税红利。
这离不开国家的高瞻远瞩，也离不开诸如董明珠这类，真正敢说真话、敢为人民着想的人大代表助力。
“作为代表，人民把这个权利给你代表，你就必须把更多的诉求带到大会上，让中央做出更好的决策，这就是代表的责任和义务”。在多个公开场合，董明珠就曾表示：“人民关切的就是我履职的方向，我会把人民的心声带到会上！”
而“提高个税起征点”相关建议，仅仅是董明珠关注民生一隅——自2003年，董明珠第一次当选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此后18个年头里，从外来女工参加生育保险难到农村“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缴到重视医患关系，董明珠关注的与倡议的，都离不开两个字：人民。
04
什么才算一个企业家真正的担当？
“我从来就没有失误，我从不认错，我永远都是对的。”这是董明珠曾说过的话，正如她自传《行棋无悔》名字一般，她像是一个自负与自恋的结合体。
可现实残酷。近几年，董明珠这位叱咤中国商界的风云人物，和她的格力多少有些“四面楚歌”的味道。
过去一年，担任过董事长、总裁、外加董秘的董明珠，尽管依旧大权独揽，却迎来了团队精英的不断离去。在2021年，执行总裁黄辉，这一位董明珠最倚重的技术灵魂，加上以及此前离职的董秘、财务负责人望靖东相继出走，格力电器的管理“铁三角”，似乎说散就散。
从2015年做格力手机，2016年收购珠海银隆做新能源，2018年扬言500亿做芯片，在空调主营业务难破天花板的格力，在董明珠多元化战略执行下，一直走却一直摔——此前手拉王健林、刘强东高调投资珠海银隆，可珠海银隆创始人最终却跟董明珠对簿公堂。
再如2017年6月，格力发布“色界”手机，首日只售出5部。
更不要说，格力电器基本盘里最大竞争对手美的集团，其市值已经是前者的两倍......
没法不教人感慨。
这一位早些年销售出生，靠着强势性格与铁腕手段，几乎凭一己之力将格力举向神坛，让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意扬眉吐气的女人，在这个2021，确实一言难尽。
但新世界的船票永远不该忘记旧世界的印章。董明珠这类人物存在的意义，不仅是中国初代企业家群像的缩影，更是一个精神符号。
自2018年以来，诸如格力、华为这一类中国制造在遭受国际力量几番围堵苦陷挣扎，最后逃出生天时，此时此刻，人们更该关注到的，不应只是单纯商业范畴的得失成败，更该是中国制造在当下彰显出的实力，与面对围堵时百折不挠的骨气。
百年前，张謇创办大生纱厂，为中国轻工业贡献出毕生的力量，时至今日仍被人们所铭记——人们记住的，是他为南通无偿“输血”，是他带动中国轻工业在一个极度困难情况下实现了起步，是他为地方经济做出杰出贡献，而不是他最后经营不善而破产，晚年落寞而终。
从这点上说，每个时代都该有张謇，每个时代也该有董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