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来源：首席人物观

顺 利

疫情让柏邦妮手头一个原定五月开机的项目暂停，也让连轴转了三四年的她终于有机会休息。

这个冬天，柏邦妮和父母依旧在海南过冬。温暖的热带海风中，生活多了很多缝隙，她便自然地自己交给了这些缝隙，有时坐在阳台上吹风、看云，一大朵蓬松的云飘在海面上；有时在夜色里散步，沿着一条路往海滩走，路边常有一个妇人坐在地上削菠萝，熟透的菠萝汁水满溢，还未走近，浓郁的香甜会从远处飘来。

海南，洗去了柏邦妮身上积攒的疲惫。

图：柏邦妮（左）在海南休假

她从业17年了。在接近两个小时的采访里，她向「首席人物观」提到了两次“耻感”。第一次，是聊到她写的第二部剧播出，我问她，对比剧本改动大不大？她顿了顿，回答：

“我写完的戏基本上都没怎么看，说不上来，就有一种羞耻感，好像我写完了就完了，它再拍成什么样不敢去看的感觉。”

柏邦妮入行很早。

2002年秋天，柏邦妮从南京艺术学院影视系退学，去了北京电影学院做一名旁听生，那一年，她20岁，家人凑齐一万多块的学费，让她顺利走进了文学系的课堂。一次寒假回来交改编作业，柏邦妮改编了张曼娟小说《喜欢》，受到了老师张巍的青睐。

引荐她入行的，也是张巍。2003年，《浪子燕青》的剧本找上门来，张巍推荐了柏邦妮，没有团队，她首次试水便是独立编剧。

和制片人见第一面时，柏邦妮背着书包，一副青涩学生模样。制片人是一位六十多岁的山东人，很严厉，但对新人不抱偏见。二人很快切入正题，定好先由柏邦妮出一版大纲。

初生牛犊不怕虎。柏邦妮一口气写完了三十集的剧本大纲，差不多八万字。不料制片人直接拍板采用，第一个本子就成了。

柏邦妮当即收到了制片人给的预付金——2万块现金，用信封装着。

回到宿舍，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钱一张张展开铺在床上，直到铺满整张床。第一次赚到这么多钱，她高兴得在床上打滚儿，招惹得三个室友也来一起滚。第二天，她起了个大早，跑去银行，把这笔钱直接汇给了妈妈。那张寄款单，她在钱包里放了很久。

接下来的写作也很顺利。

柏邦妮保持着一天写一集的节奏，平均每天2万字左右。剧本得按集交给制片人，而当时宿舍没有网，她就在电脑外接一个3.5寸的硬盘，文档写完后存入硬盘，再跑到楼下网吧去上传。

很快，她收到了尾款：8万块。

一个星光熠熠的全新行业，自此向她打开了大门。

注 水

靳航第一部参与的剧没有拿到署名。

即便如此，他依然是同学里得到资源不错的人。

2017年，靳航跟着一位业内资深编剧做了部抗战剧，以淮海战役为背景，导演执导过一部国民度极高的战争题材电视剧，班底也不赖，定档在中央八套。

靳航是编剧助理。主编把大纲写得很翔实，分配到他的工作难度并不大。只是，和制片方对接时，他们得到的通知是：原本写三十集的剧本，需要改到五十集。

毕竟，集数越多，制片方能找到的广告费也越多。

靳航和其他小编剧们的作业就不得不变成注水。

压力随之而来。有一次，剧组要求靳航一天之内写完一集，对方指定几个人物角色，要求他串出几场戏来。同时，考虑到报备枪炮、火药的使用和成本问题，剧本里不能有开枪的戏份。

“一枪就能解决的事情，让我写一集”，靳航没辙，只能尽量加强注水部分的谍战戏份，而不是一味的靠拖拉、回忆凑时间。

最后，他写出的剧本，几乎原封不动地被拍出来了。当时一集的稿费四五千块，主编给钱很痛快。但由于制片方要求，靳航的名字没能出现在屏幕上。

这部剧在电视台播出时，已经是一年半之后了。消息还是由远在北方老家的妈妈传来的，她从电视里找出了靳航写的戏份。后来靳航得空，便在睡前把剧翻出来看，结果看了前五集就弃剧了。

不过，靳航与这部剧的缘分很深。

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那一年，靳航住在旅馆，下楼时看见一楼大堂的电视里恰好放着这部剧，便赶快“逃离”了现场。后来想起来，他觉得那一刻既有趣，又臊得慌——自己写得实在没眼看。

靳航当然想成为一位优秀的编剧。他研究生读的是编导专业，2019年又去北京电影学院编剧专业进修了一个学期，为进入这个行业做了很多准备。

但妥协却成为这些年轻人在编剧路上的必修课。柏邦妮的第二部戏，是一部以《水浒传》人物为原型改编的剧，区别于处女作的顺利，这次她体验的是改戏之痛。

比如，由于女主角片酬高，剧组预算有限，只能压缩戏份，把原本贯穿全集的戏份压缩到二十集。柏邦妮只得配合，把这一主要人物从整整十集的戏份里抽离。

比如，因为制景问题，剧组决定删改三打祝家庄的情节，把李家庄的戏拿掉。柏邦妮无奈，又把原本发生在李家庄的戏份进行腾挪、删减，其中一场人物在李家庄密谋的戏份，被她往前靠了靠，又用改变时间线的方式把地点错开。

后来她清晰地认识到，对于编剧这个职业而言，改戏只是常态。

泡 沫

谷雨成立独立编剧工作室的2017年，正是影视圈泡沫空前膨胀的时期。

热钱滚滚而入，影视公司云集，很多人“拿个PPT就能做项目”。不少皮包影视公司利用编剧谋取利益，只赚快钱。他们会同时签下大量编剧，但多数人没有基本收入保障，合同陷阱和压榨都是常事。

“让编剧写全本，拿全本出去忽悠着卖。电影剧本字数比较少，三万字的全本写作周期短，搞出五十个全本，总不至于一个卖不出去。” 骗全本以外，骗大纲、骗创意的乱象也并不罕见。

谷雨自立门户，避开了这些坑。

她原本在华谊影视做艺人宣发，后来转岗做编审，即筛选和评估剧本，给艺人反馈建议。期间，包括《庆余年》、《欢乐颂》、《巴清传》等后来大红的剧本，她都读过。《巴清传》原名《大秦女首富》，她曾在给范冰冰的邮件里写道“权谋戏不输同题材......可备选”。

过往的经验和积累，让谷雨的创业有了不错的开端。

成立工作室之初，谷雨便与一家影视公司定向合作——这样的定向合作能大大降低风险。影视公司为他们配备了专门的编剧经纪人，经纪人主要负责编剧争取项目、筛选影视项目，以及看合同等工作。

谷雨很有安全感。有了影视公司的保驾护航，剧本落地的可能性更大，成立三年，谷雨工作室产出了七部作品，平均每年仅有一部作品流产，这个数字在行业内已经算低的了。

但谷雨还是没有赶上真正的好时候。

谷雨在创业一年后开始做一部青春题材的航空职业剧。前期采访中，她带着编剧团队去了深圳航空和成都航空，做了为期半个月的前调。

前期采访是碾碎偏见的过程。为了加强戏剧化，谷雨和同事原本设计了飞行员竞争机长职位、飞机出现意外事故等设想，和机长们聊完后发现，“我们编的故事（自以为职场里非常卖的元素）非常可笑，简直编得天花乱坠。”

一位有空军背景的老机长让谷雨印象很深。一张圆脸，眼睛不大，笑起来眼睛半眯着，似弯月，倒显得和蔼。他是是中国最早一批的民航飞行员，开过战斗机，后来从部队转到民航，退休后，被返聘回来当教员。

谷雨发现一个细节。

不论是学员、飞行员还是机长，进了老机长办公室都好似变了张脸，一副神经紧绷的样子，说话语速也放轻、放慢。老机长的神态反倒没明显变化，只是笑容不比上一刻明显，眼神会自然盯到下属身上，从容中透着狠厉。

这一场景被谷雨用到了戏里。剧本里有一个男主爸爸的角色，谷雨团队原本没有具体的思路，后来决定以老机长为原型重新设计人物。

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然而，剧本完成时，赶上范冰冰被曝出偷税漏税事件。谷雨的项目虽然没有受到直接影响，但整个行业一夜入冬。

谷雨感慨：“范冰冰的税收事件将一切剌开了一刀，自此，后面是后面的时代。”

演员的天价片酬，以及“小鲜肉+大IP”的万能公式被瓦解。

一个行业的泡沫能折射繁荣。但物极必反，过多的泡沫破坏了一个行业应有的节奏。当逐利的资本得不到触手可及的利益时，便会逐渐松动、褪去。

数据向来是变化的最直观体现。2018年年底，国税总局正式通知，影视行业限期补税，涉及所有影视公司和高收入人员，2019年，2996家影视公司关停。2020年，这个数字翻了1.78倍之多，截至目前为止，已有5328家影视公司注销或吊销。

耻 感

柏邦妮参与了新版《红楼梦》的改编。她是 9 个 80后 编剧队伍中的一员。

《红楼梦人物谱》涉及近700人，剧本定下388个人物。50集初稿，柏邦妮负责得最多，她独自写了8集，其中黛玉之死是重头戏。

柏邦妮写那一集时，依了导演叮嘱：能否写出黛玉虽身心俱疲、若灯枯油尽般枯萎，但她的死是陷入命运被动状态下的安然而死，而非只落得一个惨字？

“饱满”是柏邦妮回忆起那场戏的关键词。柏邦妮很快便进入了状态，写的那场戏很饱满，人物角色的情感也饱满，至于黛玉的离世，柏邦妮把凄惨美从中剥离，笔尖留下的是一种悲壮的美。

她很满意那一场戏，至于那场戏最后影像化的效果和剧本里的内容出入大不大，十年过去她已忘记。

但柏邦妮还记得，那时的她，对新版《红楼梦》播出后引发的争议完全没有预料。

图：新版《红楼梦》黛玉之死

李少红导演给柏邦妮的印象是非常专业，“很多导演不确定你能提供什么，就会不停地让你试，或者说把自己的压力转嫁到编剧身上。但是李少红导演非常了解每个编剧的能力极限，不会做超出编剧能力以外的苛求。她思路也很清晰，你跟她走就行了。”

不过，创作者的身份一定程度上消解了柏邦妮对面对非议时的摇摆，她很淡然。

改编最难的是转场。每一集戏都有重点，曹雪芹的手笔通常是草灰蛇线、伏脉千里，看起来琐碎，实则内容饱满，暗流涌动。让柏邦妮下了大功夫去打磨的，是把每集戏和每集戏的重点连上，人物可能从黛玉转换到宝钗，情节可能也有很大的转变，那么怎么形成一条线索，时隐时现又点点相续，让观众觉得这场戏没断？

又比如吃饭的戏一定要有“抓手”，一场戏通常二十多个人，处理不好很容易落入平铺直叙的窠臼，为了营造戏剧冲突，柏邦妮会从繁多的线索中拎出一条线，以一组人物关系或一个人物视角为轴心，把这场戏错落有致地讲出来，最好还要有余地勾连到其他人物。

“花还是那盆花，繁花似锦，但已经（经过编剧之手）重新插过了......当时能达到导演的标准。我已经使尽全力了，更不可能去质疑她。”

时至今日，柏邦妮依旧敬佩李少红导演在这部剧里的美学风格，她不止一次听到一些90后和00后告诉她，“喜欢新版的《红楼梦》，尤其是在视觉表达和氛围上。”

羞耻感降临，是在写完新版《红楼梦》的剧本之后——柏邦妮第一次加入编剧工作室。

2009年左右，柏邦妮被介绍到业内一家很大的编剧工作室，由一个大编剧带很多新人编剧，同时做很多项目，重量不重质。因为大纲、前几集的分集剧本和定金已经占一个剧本项目的大头，工作室有利可图。

但这样的运转模式让柏邦妮深恶痛绝。

制片人找编剧开会，提修改意见，大编剧只会敷衍搪塞。等会议结束，大编剧便走人，留下柏邦妮等新人编剧在那里一筹莫展。

“我觉得那个时候非常羞耻，很丢脸”，柏邦妮加重了语气。在那里待了大半年，只参与了一个民国题材的电视剧项目，她就离职了。

鄙视链

4月26日，靳航作为跟组编剧提前进组了。

靳航参与的一部武侠神魔题材的网大（网络大电影）在五月底即将开拍，他在做剧本最后的修改工作。

网大以前处于编剧行业鄙视链的最底层，电影、电视剧、网剧都排在它的前面。不过，身处被疫情加重的影视寒冬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编剧选择了拥抱“网大”。

网大崛起并非一日之功。

2015年曾是网络电影的风口期。一部在爱奇艺独播的网大《道士出山》，点燃了“网大”市场。《道士出山》拍摄仅8天，28万成本，1000万的净收入，成为互联网电影现象级的作品。

制片方吃到了甜头，短时间内趁热打铁，同年又推出另外两部系列电影。

一时间网大成为了太多人眼中的商机，热钱大量涌入。2015年全年共有网络电影611部，2016年总数量猛增至2271部。

随着需求变大，无论是演员还是编剧都被大量需要。靳航也收到了一张迟来的入场券。

2017年，靳航在一位剧组同事的推荐之下认识了一位制片人，后者原本相中他的一部武侠小说版权，见面后相谈甚欢，索性邀他改编成网大剧本。

那也是网大环境出现变化的时期。2017年开始，平台审查更为严格，观众审美悄然改变，网络电影的门槛也提高了。据统计，网络电影数量从2016年的2271部减至2017年的1763部，同比减少22.4%，2018年共上线1241部，同比减少29.7%。

短平快的粗糙作品不再吃香，所幸，这也并非靳航所好。他在2018年下半年完成了编剧初稿，期间陆陆续续改过大约十稿。2019年上半年，制片方拉来了一千万的资金，资金大多用于制作电影特效。组建起来的剧组也很专业，之前做过《斗破苍穹》、《新天龙八部》等电视剧。

投资大、班底专业，为了拿下这个项目，靳航在报酬上做了让步，他更看重的是署名——独立编剧的署名对新人来说，意味着更多的资源甚至话语权。

剧组终于在9月2号开机，一个月后，剧组杀青。

一切如愿。转折也随之发生。随着靳航第一部署名的作品落地，更多项目找上了门，院线电影、电视剧、网大、合拍片都有所涉及，今年，靳航至少还有三部网大要做。

“编剧和策划应该是产业链上受到冲击相对小的职业。” 靳航说。编剧处于影视创作链的第一环，在地点、环境上的受限小很多。

寒 冬

疫情改变了很多，但始终未变的，是编剧在影视行业生存链条中的被动性。

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的计划开机项目有90余个，但截至目前，仅有24个项目开机。对比去年前四个月78个的开机数量，今年同比下降了69％。

疫情之下，上游制作方资金短缺，即便已经立项，也存在中途夭折的风险。生产周期延长、剧组成本缩减、工作酬劳降低等问题，落到从业人员的身上，足以让一个人的经济状况变得拮据。

在编剧头顶，寒冬从未远去。

柏邦妮曾经因项目流产而在家里连续几天嚎啕痛哭。三年前的那段日子很难捱，剧本临近截稿，柏邦妮生了一场大病，腹部常常痛到直不起腰，她一边敷热水袋，一边硬撑着码字，一个月里有半个月是这样的状态。最终项目没成，可心病却落下了，那段时间，每每听到周围提起角色的名字，柏邦妮便控制不住地难过、落泪，后来又用了两年的时间去调养身体，直到去年才真正康复。

“一个剧本最后能不能落地，基本就是命吧，天时地利人和任何一样出现问题都成不了”，接受不确定性，是这个行业的日常课题。

为了争取更大的话语权，国内不乏资深编剧正在转向制片人。制片人负责拿创意去售卖，这意味着，除了创作以外，编剧还要学习主控项目的方向，同时具备把控市场的能力，这并不容易。

作为新人的靳航也在努力。他做过一部院线电影的演员副导演，其余时候，也常常主动进组。在片场，除了做跟组编剧以外，他也当场记、负责录音，做些剧组里的杂事。他想要更懂戏，把所学所用融会贯通地用到创作里。

“遇到自己特别感兴趣的题材，可能会尝试做导演。”

靳航有一个想写的剧本，与爷爷的生平回忆录有关。靳航和爷爷便是通过这本回忆录完成了唯一一次的深度对话。他第一次拾起它是在2017年的夏秋之间，当时靳航在参与那部国民内战的电视剧项目，而爷爷是辽沈战役的参战老兵。

爷爷生于1927年，逝于世纪初，靳航原本对这本回忆录是不在意的，对它的唯一印象是，小时候回村子里探望爷爷，爷爷总在伏案写作，写的便是这本回忆录——由爷爷出生时的岁月写起，时间线横跨几十年，直至写作的当下。

回忆录是手写版，一共八本，一本几十页的厚度，纸张是普通的大开笔记本内页，此前连同爷爷编撰的家谱一同放在大伯家保管，家族默认这是要往下传的东西。

“不会因时代节点处于重大的历史事件中而多费笔墨，也不会因这一章节是家庭琐事就少写。”这是靳航第一次细读爷爷的人生。他有自己的叙事节奏，偏好事无巨细地一一道来。

因为故事诱人，又糅杂了太多的喜怒哀乐和命运捉弄，靳航不消一个下午就把回忆录全部读完了。

“我想写成剧本，就是碍于审核不好处理”，说到这里，靳航欲言又止，这是他未来日子里一个模糊的计划。

国产编剧们难以改变自身被动的命运，他们当中有的无奈停下、转行，有的靠其他收入来维持创作，好在大多数编剧有一颗对创作的不死之心。

这个群体仿佛自带一股韧性，纳得下种种波澜又荣辱不惊，宛若一只只逆风飞行的候鸟，越过冬天，候来春天，再品尝四季，他们不曾停下，直到飞入下一处栖息地。

（应受访者要求，靳航、谷雨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