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口加速老龄化、工业化、城镇化步入后期的背景下，存量经济的特征会越来越明显，靠投资刺激的老套路已经不可持续，存量经济只能靠调结构，唯有通过加大改革开放、大力发展高科技，才能战胜各种困难。
从全球经济发展的漫长历史看，当前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的份额正处在回升过程中。中国经济从1700年至1820年是一轮长达120年的回升期;从1820年至1978年则是一轮长达138年的经济回落徘徊期;1979年至今这40年，则又是一轮经济回升期。这一“高低高”的经济增速变化过程，有点像均值回归，不妨称之为“复兴之路”。
2000年全球经济史：中国从领先到落后
从2000年历史的维度来看，我国经济经历了从领先到落后到再崛起的过程。在19世纪之前，我国和印度是全球经济的“领头羊”，经济总量占比都在20%以上。
但在当时的生产方式下，人口数量是决定经济体量非常重要的变量。例如，当时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占比都在全球的20%以上，人口多的国家，经济体量大;人口少的国家，经济体量较小。
不过，相对而言，中国经济的体量一直大于印度，尤其到了1820年左右，即200年前，中国GDP在全球的份额达到32%的历史高位，是印度的两倍以上。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经济就一落千丈。
清朝政府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没有及时跟上技术革命的步伐，从19世纪中到20世纪中叶，外有列强侵略，内有动乱不断，中国经济逐渐失去了维持上千年的领先地位，转为落后。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济才开始低位出发，再度踏上崛起之路。
新中国前30年经济：在波折中逐步构建工业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的70年，我国经济可以大致划分为两大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即前30年时间;第二阶段是从改革开放至今，即最近的40年。
第一阶段的经济波动较大，年化经济增速只有6.2%，相比第二阶段的9.5%要低很多。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长期战乱带来的持续摧残，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状态，所以建国后的前三年是快速恢复时期，重在平抑物价、发展经济。
到1956年底，我国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随后，经济的平稳运行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打断，国民经济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幅下台阶，1960年经济零增长，1961-1962年甚至出现大幅负增长，直到1965年主要工农业生产才恢复到1957年的水平。后来的文革使经济再度经历了低增长的10年。
前30年在外部环境较差的情况下，中国在科技上的发展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如两弹一星就是在那个时代试验成功的，中国国内唯一一个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屠呦呦，也是在那个时代提取出青蒿素，成为获得诺奖的依据。
此外，前30年人口抚养比例较高，也是经济增速相对较低的原因之一，但这个因素又给后40年经济发展带来了可观的人口红利。
新中国后40年经济：在平稳增长中超越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开启了持续40年的相对平稳的高增长，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
1978-2018年，我国经济年化增速高达9.5%，与前30年的大幅波动相比，最近40年经济要平稳很多。这与40年间持续的改革开放政策、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1978年底至1979年初，以土地承包为主的农村改革开始推进，大大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与此同时，城市中以所有制和产权制度为主的改革也在进行，经济上逐渐摒弃了单一公有制模式，创造性提出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针对居民、企业、政府、价格等诸多方面的改革措施逐步落实，我国经济逐渐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
对内改革的同时，对外开放也在推进，1980年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之后逐渐扩大沿海开放的范围，并且将开放的政策由沿海推向内地。2001年12月，我国加入WTO，对外开放开启新阶段。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之所以能在诸多领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的原因有很多，每个人的总结可能都有差异。但从经济学的维度来看，我们认为有三点至关重要，一是市场化的改革，二是从封闭走向开放，三是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
所以，尽管我国有人口红利的优势，但是改革开放前仍然有接近80%的人口集中生活在农村地区，从事着低效率的农业生产活动;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生产力的解放，民营企业的兴起，我国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比大幅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到城市，城镇化和工业化快速推进，劳动力的成本优势才得以充分发挥。
中国经济未来机遇与挑战：任重而道远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至少能维持中速增长，虽然经济增长在减速，但速率几乎是全球平均增速的两倍，因此，我国经济总量有望在下一个十年超越美国，在减速中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
但我们一直强调，我国当前面临的情况可谓是“40年未见之变局”。从外部环境来看，全球老龄化、贫富差距不断加深，全球化进程面临信任危机，形势错综复杂。从国内来看，存在发展需求与结构供给错位问题。
如今，我国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消退，房地产泡沫风险较大，政策已经很难再一味地刺激，而是需要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平衡。我国15-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从2012年以后就在不断下行，过去已经连续7年负增长。而人口仍是经济增长中非常重要的变量，过去十年我国潜在经济增速在不断下行。
经济潜在增速下滑时，货币、财政、地产政策刺激不断，所以过去十年我国经历了三轮经济周期，却并没有改变经济增速下行的方向。需求端的管理只能改变短期的经济波动，却不能改变经济长期趋势。
与此同时，杠杆率却大幅抬升，债务风险突出，这主要是因为房地产、基建的固定资产投资回报率偏低，只能短期推升GDP，却不能像投资机器厂房一样，持续创造GDP。
采用Leslie模型做预测，会发现未来我国人口形势恐怕还将变得更为严峻，这就决定了我国经济增速依然有下行压力。而当前居民、企业债务负担都比较重，各线城市房价均已飙升至高位，尤其是小城市房地产流动性较差，面临的风险更大。也就是说，当前进一步刺激房地产来拉动经济的空间相对有限，经济的系统性风险较高。在经济潜在增速下行中，政策必须在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进行权衡。
除了人口老龄化压力和社会杠杆率偏高风险之外，还是应该看到问题表象下的深层原因，即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长期分配扭曲导致的结构性问题，如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前者低负债、后者高负债;在国企和民企之间，存在融资便利、产业进入壁垒等方面的不对称性;在居民部门，存在高收入组与其他组的人均收入差距扩大问题等等。
今后，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必然是消费驱动而不再是投资驱动，消费要维持稳定，必须要有相应举措，即如何给中低收入阶层增加收入。比较现实的做法是扩大社保基金规模，毕竟可以通过国家的资源(国有股权划拨等)来弥补社保基金缺口，以化解老百姓消费的后顾之忧。
在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的过程中，总量快速扩张的机会越来越少，但结构性的亮点依然会存在。在这种内外复杂的形势下，唯有进一步地推动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大力发展高科技，坚持结构调整，来激发经济的活力，用经济运行效率的提升来缓解人口加速老龄化等问题带来的增长压力。
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作者：中泰证券宏观分析师 李迅雷 梁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