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许镜清”这个名字，恐怕鲜有人知。可说起《敢问路在何方》《天竺少女》《女儿情》等歌曲，恐怕所有人都能哼上一两段。这些传遍大江南北，几经无数人改编传唱，甚至有很多人是从小听到大的歌曲都出自许镜清老先生之手。可残酷的是，许老先生前前后后拿到了不足千元版权费。2013年开始，许老先生就想给西游记爱好者奉献一场音乐会，可直到2016年，许老先生仍然因为音乐会的费用问题焦头烂额。许老先生的窘境反应的恰好就是当下中国音乐市场的现状。

放眼全球音乐市场，没有哪里能像中国这样有如此大的购买能力，有如此大的消费潜力，但同时，也几乎没有哪个市场能像中国这样，如此挣扎、纠结。

Quest Mobile的数据显示，中国在线音乐App整体MAU稳定在5.7亿，而CNNIC统计的中国网民数量不过7.3亿，这基本意味着有近8成网民都有听歌的习惯。可是，中国音乐的发展却十分艰难，一方面，中国的付费用户依然很少，早年养成的“免费”思维依然主导者大多数人，盗版问题严重。另一方面，中国的音乐人普遍得不到足够的激励。高晓松多次强调自己几年没有拿到过版权费，近来华语音乐排名竟然被抖音剪辑的神曲所垄断，不少人听不到新的好音乐，只能转而去听老歌。

往差的方面说，中国音乐产业的发展缺乏版权意识，缺乏良性驱动。往好里说，中国音乐有着巨大潜力，一旦用户的付费意识提升，音乐人的成长会更良性，整个市场的增长也许会再出现一个质的提升。但毫无疑问，我们做的还不够。

产业缘何倒退发展?

中国用户并不是从来就没有付费听歌的习惯。

上世纪90年代，内地乐坛百花齐放，校园民谣与摇滚乐强势发展。好歌不断,唱将辈出,唱片市场一片红火。出现了魔岩、大地、红星等海外投资公司，正大、新星座等中外合资公司，还有星碟、银碟等国内的私营企业。音像公司进一步激发了音乐制作人的活力，诞生了崔健、窦唯、高晓松、郑钧、老狼等一大批时代偶像。

可随着互联网1.0时代的初临，唱片销售低迷，中国音乐市场也出现了低迷态势。据普华永道发布报告称，2017年，中国现场音乐收入是2.29亿美元(约15亿人民币)，到2022年将增长到3.15亿美元(约20亿人民币)，年复合增长率是6.6%。根据国际唱片联合会IFPI的数据，中国录制音乐市场2017年的规模是2.923亿美元(约19亿人民币)，其中实体占3%，也就是876.9万美元(约5700万人民币)。理论上说，实体的下滑对应的应当是数字消费的繁荣，可实际上厂商们并没有在互联网1.0时代赚到太多钱。

在这20年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可为何音乐市场却在影响力、创造力、市场活力上呈现低迷的状态?为何20多年的发展竟然让更多人怀念90年代那段辉煌岁月?

转化率差距的背后，版权意识薄弱

究其根本，在这个互联网1.0时代，中国音乐产业发展如此挣扎的根本原因就是版权意识。

90年代末期，所有人都知道而且也都接受花钱听音乐的模式，听磁带、听唱片没有人会认为应该免费。可是到了如今，大多数消费者却认为，在网上听音乐理所应当要免费。互联网1.0时代，大众的听歌成本非常低，不需要花费几十上百元购买实体唱片，不论是在线听还是下载，手机里装几个音乐app就全搞定了。虽然很多APP都有会员服务，但愿意为更佳音质和VIP限定歌曲付费的用户，相对大众整个群体来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现实是，连低廉的会员费用，目前我们的消费者也不愿意多掏。一组数据十分能说明问题。Spotify 在2017年上半年的付费用户数量达到了 5000 万，Apple Music 已经在全球获取了超过 2000 万付费用户。可在中国，根据此前刚刚登陆纽交所的已在国内领先的腾讯音乐娱乐集团公布的数据，付费率不足4%。这深刻的说明，国人的版权意识仍旧薄弱。

版权意识不足的另一个表现是，中国用户几乎都要求APP内有将音乐下载到本地的功能。这个功能对于用户来说，既可以将下载的专辑保存到硬盘里，也可以分享给其他人，甚至可以通过电脑刻录成光盘拿到外面售卖。尽管随着2015年国家推出“最严版权令”，针对这一版权问题，国内很多APP做出改进，现在下载到本地的格式已不是MP3而是各个平台经过加密后的，在会员期限内才能实现本地播放的音乐流媒体文件，但扭转意识的工作显然还是漫漫长路，会员增长仍然没有质的改变。

版权意识的薄弱带来的就是创作热情的大幅衰减。比如汪峰，他曾以《怒放的生命》、《北京北京》、《飞得更高》等流行歌曲唱响内地歌坛，号称当时国内摇滚歌坛的半壁江山。可是，他的歌被各类艺人或选秀节目大量翻唱，甚至唱到了春晚的舞台，他也没能从中得到一分一毫版权费。他此前也透露过，写了几十年的歌，版权收益仅60万元。在这样的版权意识环境下，他直言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进入音乐圈，做音乐会饿死。

音乐产业的挣扎，中国音乐产业发展的症结根本上就是版权。

付费教育与付费意识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不妨从别人那里反思一下我们的不足。

这几年，音乐产业发展最引人注目的毫无疑问是韩国，从引领初代“韩流”的H.O.T到红遍亚洲的东方神起，再到现在的BIGBANG，K-POP已经成为全球音乐潮流的引领者。一曲《江南style》，竟然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YouTube历史上最受人“喜欢”的视频。着实让人羡慕。

音乐产业成为韩国支柱产业的根本原因在于，韩国建立了完善的版权制度，充分焕发了音乐人的热情。与中国音乐人拿不到版权收入不同，在韩国，音乐创作者收入的重要来源就是版权收入。

目前，韩国音乐人的收入有3个主要来源：唱片收入、音源收入和版权收入。当然，与全球市场的变化一样，唱片收入在韩国也在渐渐淡出主流。可不同的是，此消彼长，音源收入成为音乐人收入的重要来源。目前，消费音源已经是韩国国民的共识，有些歌手甚至不会发实体唱片，只在网络上发行音源。音源有确定的单价，总体音源收入由音源网站、词曲作家、歌手和公司几方按比例分成。音源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创作者的收入高低。

除了音源，创作者的另一个主要收入来源便是由韩国音乐著作权协会代为管理和收缴的版权收入。任何机构或个人使用这些歌曲都需要向音乐著作权协会付费，音乐著作权协会再根据歌曲的使用量向著作权人结算版权收入。今年7月，韩国推出了新的法案，咖啡店、生啤酒专卖店等私营业主们都需要支付演出音乐演出版权费。对比中国，我们的理发店、酒吧等等场所，恐怕很少有人会支付最基本的版权费用。

在韩国，优秀音乐人能拿到不菲的版权收入。比如Bigbang的GD，不仅是组合的歌曲，自己的Solo曲、成员们的Solo曲都会参与作词作曲，版权收入非常惊人。韩国音乐版权协会的资料显示，早在2013年，G-DRAGON一年就有7亿9000万韩元左右(约合人民币近500万元)的版权收入。但是，在中国，连高晓松这样的知名音乐人都曾多次在节目中表示，自己的歌传唱了这么多年，没有收到过一分钱版税。今年5月，某卫视的歌唱节目中，翻唱了经典曲目《恋恋风尘》。可直到高晓松发微博，大众才发现其实节目方没有申请任何版权，也没有署名词曲作者，侵犯了版权方和作者多项权利。

连高晓松、大电视台这样的音乐人和机构尚且如此，普通的音乐人的处境该何其艰难?中国传媒大学《音乐人生存现状与版权认知状况调查研究报告》显示，近30%的音乐人从音乐上面没有获取过一分钱的收益，有70%的音乐人必须要从事兼职工作。

韩国民众之所以有版权付费的意识，最为关键的是付费教育。在韩国政府十分重视版权教育，从小学生到大学生，乃至社会人士，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到版权教育，从而提高版权保护以及尊重版权的意识。中小学设有版权体验课堂利用学校正规教育课程中的特别教学时间(创意体验活动等)进行教学活动。对大学生群体的网上教育主要有“针对大学生的著作权笔记”、“针对大学生的著作权讲座”等项目。而以成人为对象的版权教育主要在企业内部、公共机构等工作场所内部进行。全民版权意识的觉醒直接带来的就是版权消费的提升，良币驱逐劣别，盗版问题也就没有了市场。

对比韩国音乐市场，我们在版权教育和版权意识上有着很大的差距，版权意识的差别反映到市场上就是两国音乐发展速度的差别。韩国音乐发展迅速，成为支柱产业，而华语音乐却发展缓慢甚至止步不前，就是产权意识差别带来的蝴蝶效应。

音乐版权付费：势在必行的运动

设想一下，如果当下某家音乐平台推出免费会员活动，这时如果有音乐人突然抗议并阻挠这种做法，这位音乐人是否会得到大众的支持?相信在中国绝对不会，但在2015年，苹果就曾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在苹果举办的WDDC2015大会上，苹果推出了全新流媒体音乐服务，并宣布提供三个月得免费试用。然而这一规定惹恼了天后霉霉。愤怒的她在社交网络上PO出“没有免费的苹果当然也没有免费的音乐!你们苹果要是玩真的，那本姑娘就取消专辑《1989》在Apple Music的上架计划。顺便送你们首歌——《1989》中的单曲《shake it off》”。

霉霉的表态迅速引发热议，苹果方面很快出面向霉霉道歉，并承诺支付歌手相应的费用。在苹果用户免费试用三个月内，每下载一首歌曲将会支付唱片公司0.2美分(约为人民币0.13元)。并在免费使用三个月后，按照每人每月10美元(约为人民币69元)的标准收费。

霉霉敢于这样表态离不开版权层面的力量。霉霉的诉求能够得到大众的支持，大众认为霉霉应当得到合理的版权收入，即便自己要承担一定的费用。另一方面，在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付费、版权已经成为欧美音乐行业的一个通行的规则，明星、大众、平台都在维护这个规则而不是破坏规则。

对比国内外几款音乐类APP的收费情况，其实，国内相关软件收费标准非常低，大概是国外的五分之一。但即便如此，平台仍然很挣扎。根本上在于，大众并不支持你的付费模式，反思我国音乐产业的发展，版权付费意识的提高已经成为了一场势在必行的全民行动。

实际上，在音乐产业之前，已经有很多产业率先为音乐版权付费化做了示范。比如在影视产业，随着电影版权的推行，中国电影产业已经高速发展成为中国娱乐业的主力。2017年中国票房收入559亿人民币，而在2002年，这个数字仅为10亿人民币，15年间翻了50多倍。

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市场也不遑多让，数据显示，2017年中国网络文学市场规模稳步上升至127.6亿元，同比增长32.1%。而根据Newzoo的全球游戏市场报告，中国也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视频游戏市场，2016年的营业收入超过244亿美元。

随着版权意识的提升，这些产业都纷纷焕发出来强大的活力，同理，对于音乐产业，版权付费的推行，也会给产业注入强劲的动力。

也许短期看，音乐版权付费，大众可能失去享受已久的免费听音乐的红利，但从长期来看，这对整个行业、对音乐人、对大众自己都是良性的作用。

首先，对于音乐人来说，版权付费带来的是收入的提高，如果自己的音乐得到更多人的认可和付费，可以通过版权获得更高的收入，进而焕发更大的热情参与创作，而生活问题的解决可以让这些音乐人获得更好的创作条件。参照90年代的音乐盛世，版权的收入的提升，也许会催生更多更优秀的音乐人。同理，像现在网生一代的少男少女们，也从小就认同了先进国家的版权理念，愿意为知识产权付费，愿意为产出知识产权而努力，这些都是好的方向。

另一方面，对于大众来说，也许意味着开支的暂时上升，但长期看，为版权付费可以获得更精致的内容，可以让行业出现更多更优秀的音乐人。相比于每天只能听老歌，只能听洗脑神曲，一首伟大的歌曲可能给人带来更大的力量，更好的体验。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样的付费会长期来说，对大众会是一个正向的回报。

更为关键的是，音乐版权付费化，让整个行业进入一个良性运转的轨道中，音乐人创作可以获得更高的回报，进而接连不断地创作出伟大的作品，而这些音乐进一步带动了大众的热情，中国音乐产业也许会在未来成为全球音乐的重要力量。

版权意识掣肘，版权付费进展不畅，这些是中国音乐人即将进入崭新的数字时代却还在挣扎的最根本原因。想要中国音乐产业更快发展，我们需要各项政策积极落实推动，严厉打击非法盗版行为。需要市场化企业共同推行，需要全民积极参与。版权付费化需要推进，版权意识需要普及开来。只有音乐人付出的心血得到足够的回报，才能更好地保护中国音乐产业的发展。音乐版权付费化真正普及的那一天，也许就是中国音乐产业进入下一个盛世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