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中国教育学会在北京召开“辅导机构教师专业规范的探索与实践研讨会暨2016年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发布”,好未来教育、学大教育、精锐教育等被正式授予辅导机构教师专业水平评价项目“首批试点单位”牌照。
会上,好未来集团董事长兼CEO张邦鑫结合自身经历和行业理解,分享了如何正确理解校外教育的定位,如何提升辅导机构老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张邦鑫表示,好未来有少量老师考取了教师资格证,但是拿到教师资格证的老师,不一定比那些没有资格证的老师更受学生和家长欢迎。这其中一个很大原因在于公立学校对老师的要求和能力模型,与辅导机构对老师的要求和能力模型以及客户需求完全不一样。
对好未来这样的机构而言,一直有这样的需求:社会上有没有一个专门针对辅导机构的评价标准?第三方评价体系能否专门设立一个针对辅导机构的教师资格证?张邦鑫认为,只有这样,行业才会有一个监管和评价标准,客户才能有一个信任基础,这对推动行业进步非常有价值。
以下为张邦鑫现场发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整体发展非常好。记得小时候,书本上讲中国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民营经济为辅的组成形式。这些年社会不断发展,这句话的表述变成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民营经济也是中国经济组成部分。
投射到教育领域也是如此。今天很兴奋听到中国教育学会相关领导传递出这个信息:公办教育是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民办教育也是教育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结合,中国教育才会有机会和未来。
习总书记说,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我非常认同。我也是中国教育培养出来的一个产品,我分享一个自己的成长故事。
我从小比较调皮,不爱做作业,还爱打架。我们家在农村,老师不会天天检查作业,我就经常不做。不爱做作业的一个很大原因,是老师布置抄3遍课文、20遍词语,我就不喜欢写,尤其语文,所以语文学得很差。
不仅如此,我还爱打架,专门挑高年级的学生打架。但是我的数学老师改变了我的命运。他发现我有一个优点——上课听讲认真,尤其数学课专心听讲,积极回答问题,所以他上课时总是鼓励我,课后还经常单独给我留作业。我感觉受到特殊对待,数学考得特别好。数学老师让我获得了对学习的兴趣和信心,赋予一个偏科生一点自信。
后来遇到一个机缘,我们班一个语文特别好的学生告诉我,他语文好主要是爱看武侠小说,我便跟他借了很多金庸、古龙、梁羽生的武侠小说,阅读能力提升后,语文成绩也上去了。后来小升初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这跟我小学数学老师的鼓励有很大关系。一个老师对一个学生的影响是一辈子的,很多时候不亚于父母。
今天很多人谈中国教育,都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教育比较落后。但是客观地讲中国教育“教“的层面做的非常好。我们教出的学生不管参加中国还是美国考试,分数都非常高。我们弱的地方,可能在于“育“这块。为什么中国教育“教”强“育”弱?主要是我们老师本身受到的“育”的层面的支持不够。我们今天对老师的培养和提升的机制不够,那教育很可能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近些年,国家对教育投入很大,主要偏重硬件和内容层面,实际上在老师培养方面还有很大空间。一个国家强首先强教育,教育强首先要强老师。老师强,必须首先要有一个针对老师的培养体系和评价体系。
中国教育学会作为很有担当的部门,这时候提出一个教师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是全社会都需要的。好未来从小机构成长到现在,和很多民办教育机构一样遇到了类似的困惑和苦恼。当我们说一个老师的教学质量和教学经验的时候,客户会问“他有没有教师资格证”?客户也会问我们“有没有来自重点公立学校的老师”?说实话,我们都没有。国家不允许公立学校老师到课外辅导机构兼职,我们老师主要来自校园招聘。我们也有少量老师考取了教师资格证,但是坦白讲拿到教师资格证的老师,不一定比那些没有资格证的老师更受学生和家长欢迎。我们反思,一个很大原因在于公立学校对老师的要求和能力模型,与辅导机构对老师的要求和能力模型以及客户需求完全不一样。二者不是一个体系、一个逻辑。
对好未来这样的机构而言,一直有这样的需求:社会上有没有一个专门针对辅导机构的评价标准?第三方评价体系能否专门设立一个针对辅导机构的教师资格证?这样行业就有了一个监管和评价标准,客户就有了一个信任基础,对推动行业进步非常有价值。
“民办机构解决学习中‘吃好’的问题。”
第二个故事是我做家教的故事。读研究生期间,我因为家庭条件不好,就在外面兼职给三个孩子做家教。我之前没有经过专业的师范培训,也不了解如何做一个老师。那时候做家教是上一次课付一次课时费,我就有些担心:我做两个小时家教,到底对孩子有没有效果?我最怕的是孩子上了两个月,家长跟我说:张老师,感谢你很辛苦两个月,你教之前我孩子考班上15名,你教两个月孩子现在考50名,那我怎么好意思要这个钱?所以我们做课外辅导班的老师,有一个压力:如果一个学生周一到周五每天在学校学七八个小时都没有学好,怎么可能我们两个小时就帮他学好?
正如艾瑞研究院院长曹军波在《中国辅导教育行业及辅导机构教师现状调查报告》所描述的,我们(机构、用户)对课外老师比课内老师的要求更高,是市场需求决定了这一点。
所以,我必须通过两个小时的课外辅导,改变学生周一到周五在学校的学习状态。试想,学生在五天内学习知识,课外再加俩小时的知识学习,这是加法。但如果改变的是他周一到周五的学习状态,做的就是乘法。所以在两个小时中,要让他对学习产生兴趣、对学习产生信心、对学习产生成就感,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我(辅导老师)才有存在的价值和必要。
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建立了学而思的教学体系和教研体系。当时我家教做的还不错,其中一个孩子数学连续考了100分,这个孩子的爸爸给我介绍了20个孩子。从“一对一家教”到两个“课外辅导班”,这是学而思的前身。我不敢保证有效果,因为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不一样、接受能力不一样,怎么敢保证每个学生有效果?所以我们有入学考试,让学生分层入学,提供更具针对性的老师和课程,并且我们开放课堂,让家长可以坐在后面听,根据家长的反馈,我们再统一改进、提升教研。
现在,我们的线下辅导班学而思培优是前三次课不满意全额退费,在线辅导产品海边直播是前两个月不满意全额退款,通过这种方式倒逼我们的师资评价体系。今天,中国教育学会推出了第三方评价体系,我们认为这是政府来主导、民间参与共同结合的一个评价体系。公办学校做的是一种普惠教育,解决了大多数人“吃饱”的问题,而民办机构提供的教育不仅对应优等生,也包括对后进生、潜能生的个性化辅导和教育,这些都是解决学习当中“吃好”的问题。
“鼓励全天下最优秀人才来当老师”
最后对辅导机构的教师,我提三点建议:
第一,允许、鼓励好的教师有高收入。
经济是社会发展的速度,教育是社会发展的加速。我们应该鼓励全天下最优秀人才来当老师,而不只是去做金融、做科研、做律师,因为教育能够促进社会的加速发展。
优秀人才做老师,是有杠杆效应的,是社会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和未来。我们看到在中国香港地区、在韩国很多老师的待遇很高,能达到百万、千万级别的年收入,但是在中国还看不到老师的高收入现象,我们也希望通过各位同仁的努力,在教育行业出现上百万,甚至千万的高收入老师,这在某种程度也代表了社会的进步。
当然,对于有些机构比如“一对一教育”,由于个人精力有限,一个老师到不了百万、千万的收入,那么应该全社会共同努力去提升老师的福利待遇。
第二,用科技更好地武装老师,推动教育行业从中医为主走上中西结合、西医为主的方式。
坦白讲,今天教育行业集中度特别低,第一名的市场占有率才约1%,非常碎片化。其中一个非常大的原因是,今天的教育培训和辅导还是以中医模式为主——无论是公办还是民办老师,大量时间在做批改作业、运营等低效、重复性工作,导致老师们很少有时间静下心来去做研究、去学习,提升自己。所以我们要通过科技、通过大数据,把老师从低效的日常运营解脱出来,让老师们用智慧和爱心去为学生做高附加值的服务。
我们内部理解的教育发展分为三个阶段,1.0时代的教育是韩愈说的“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完全以老师为中心。2.0时代的教育是“唤醒、激发和鼓舞”,变成以学生为核心,老师唤醒学生对知识的认知,激发学生自主学习。3.0时代的教育是在于规划、设计、引导,不仅以学生为中心,而是用数据和技术作为载体进行西医式诊断教育。相当于今天医院一样,做验血、做CT,通过数据分析出报告,由医生(老师)对报告进行诊断。
当然,科技发展并不意味着老师不重要了,相反,老师会更加重要,更加要用知识和专业去解答本质问题,而不是做低水平的重复性工作。
第三,给辅导老师明确的身份,并对他们进行规范管理。
公办教师有教师资格证,但教师资格证对应的教学环境、基础建设、课程要求等等,和辅导教师不一样。所以,无论是用户,还是行业、教育主管部门,都需要一个促进行业规范的体系。一旦设立了符合辅导教师认证和发展的教师资格证,那么700到850万的辅导老师也会有一个明确的身份认同,他们也会更踏实,也会有长期职业规划和发展。这对社会、对老师、对家长都非常有意义。
好未来会积极配合国家政府推进辅导行业的规范和自律,与各个机构积极支持和参加课外教师资格标准建设,为行业长期发展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