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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性”是近年企业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国际环境面临高度不确定性，行业市场有不确定性，技术发展有不确定性，乃至政策也可能随之变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民营企业家在风浪中寻找机遇已成为一种本能。在预期不稳、市场内卷的当下，创新提效、数字化转型、开拓海外市场……一批企业家正在争相寻找“确定性”的出路。

近期，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31条具体举措，八部门发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25条措施，期冀助力民营企业解决沉疴难题，推动发展壮大，引发高度社会关注与讨论。

2023年12月11日，“直面不确定性：民营经济的生存与创新”研讨会在上海举办。本次研讨会由澎湃新闻主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文汇报社文汇讲堂工作室协办。

研讨会邀请了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学术委员会常务副主席黄奇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金融研究院院长、文科资深教授史晋川，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

四位嘉宾从理论、立法、债务、创新、海外投资等角度剖析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现状，并对如何从制度层面扩大民企发展空间，提出了政策建议。

研讨会现场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企业家不等于资本家，民企发展需要舆论与制度支持

近年来，中国民营经济取得大步发展，但也面临不少问题与挑战，用现场多位专家的话来说是今天中国国内市场竞争“更卷”了。

史晋川指出，民营经济的产业分布存在明显异质性，民营企业大部分仍集中在中下游行业，导致横向竞争加剧。实际上，在市场准入、项目招标、资金获取、国家安全等方面，国企民企区别对待的现象尚未完全解决。这是民营企业家特别关注的现实问题。

“国民经济的产业分布仍呈现出明显的国有和民营分立的新二元经济结构。”史晋川指出。横向看，国有和民营产业分布存在明显异质性。民营经济主要集中于木材加工、纺织业、农副食品加工业等中下游行业。纵向看，民营企业数量更多、规模更小、利润更薄，同时民营经济发展总量（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加值）扩张趋势已放缓。

史晋川认为，对民营经济扩大来说，市场开放是关键一点。部分领域准入还“名准实禁”，一些准入事项办理“名备实审”，有的招投标范围“名广实窄”。“一步实际行动，胜过一大纲领。”黄奇帆指出，最重要的是帮民营企业解决具体问题。

史晋川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除了卷，民营经济对舆论也较为敏感。“资本家”不时与民营企业家放在一起被讨论，这给一些企业家也带来了困惑。

“把企业家与资本家区分开来”，刘世锦在此次论坛上强调，工业革命初期，有本钱的人才能办企业，资金提供者和企业创办者合为一体，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二者的不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现企业所有者、创立者、经营管理者分离的现象，特别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提出创新理念后，人们逐步认识到，企业家才能或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特殊的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一群人，识别并抓住中国经济发展的机遇，组织各类资源，创办起大量充满生机、有创新精神的企业。

“他们通常是白手起家，并没有多少资本。通俗地说，是一些‘穷光蛋’，穷则思变而创办企业。投资者正是看中他们的企业家才能，知道企业家比他们能够更加有效地配置和利用资本，才把资本交给企业家管理。”刘世锦表示，企业家精神对企业发展有关键作用，可视为一种特殊类型的劳动，市场依照按劳分配或按要素分配原则给企业家以报酬，与所谓的剥削并非一回事。

现阶段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理解、保护、弘扬企业家精神”。刘世锦呼吁，要营造健康的民营企业发展舆论环境。

他建议，平等对待不同所有制企业应作为营商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形成相关行政检查、社会监督、法律诉讼等制度。还要允许和鼓励平台企业、大型科技骨干企业参与国家重点项目建设，实行常态化、负面清单为主的监管。

史晋川也建议，要支持民营企业家发声，一起探讨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宏观政策、体制改革、对外开放等议题。最好在法律上淡化所有制企业经济成分表述的差异性。

刘世锦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破局内卷的三个关键词：出海、数字经济赋能、创新

经济具有周期性。在不少经济学者看来，经济放缓趋势应从更早说起。2016年，《人民日报》头版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判断，至今不断被引用——“展望未来，我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经过调整后，中国经济将进入质量更高、效益更好、更可持续的新的发展阶段。”

近年来，不少民营企业感受到“L型走势”。如何适应经济放缓的趋势？尤其外部环境复杂、各行各业“内卷”、市场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如何寻找“破冰”之路？学者们给出各自关键词。

第一个关键词是进一步参与全球市场，即“出海”。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中国基本上走到了这个阶段，我们的企业开始要向全球去布局”，张军表示，民营企业产能要向海外输出，要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投资。

对比其他国家，中国向海外直接投资（ODI）具有很大潜力。张军表示，美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累计量近十万亿美元，新加坡虽经济体量小，但海外直接投资也超过1.5万亿美元。中国累计海外直接投资量超过2.5万亿美元。“但从人均水平看，中国（的数值）非常低”，张军指出，中国人均ODI大约为美国的1/12，新加坡的1/14。

张军 澎湃新闻记者 朱伟辉 图

大国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拥有大量跨国企业。世界上的跨国公司主要来自日本、德国、英国、美国等国家。未来中国能产生多少跨国公司，是一个很重要的经济发展表现。正因为，多位学者提出要做大做强民营企业，尤其是领军民营企业。

张军认为，中国拥有国内大市场，但中国企业在各领域中的市场份额集中度还不够，“国内的市场结构还不利于大企业发展，对民营企业更是如此”。他进一步提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策战略上都需要做出相应调整，服务企业更好地走向国际市场。

“这是出海企业的一些代表（下图），有实体也有互联网公司。它们是未来可能在全球代表中国实力的主力军，这些都是民营企业。”张军表示。

近年来中国民营企业出海的部分成功案例 张军教授演讲PPT 图

史晋川关注创新集中度，尽管头部民营企业对创新的研发投入在增长，但相比国际水平，中国大企业的创新集中度还不够。

史晋川教授演讲PPT 图

中国企业如何更顺利地从国内市场走向国外市场？制度层面的支持是关键。这两个市场间，有一个鸿沟需要跨越。用黄奇帆的话来说，两个市场，“内外两张皮”。

“中国内外贸几十年两张皮，外贸和内贸的制度规则不协调使得中国企业‘做外的不会做内、做内的做不来外’，这本身就丧失了很多产能。”黄奇帆表示，下一阶段不管做线上还是线下，总之一定要下功夫做内外贸一体化，进行制度性改革。

让做内销和做外销的企业产品能同线同质同标，正是“十四五”规划中所强调的目标。黄奇帆强调，中国要在内循环、外循环上形成一体化的土壤和生态，关键是在制度、规则、体制、机制上形成内外循环一体化。

具体看，广大企业如何才能在跨境电子商务中走出“内外两张皮”困境，在全球市场打出新天地？黄奇帆认为，必须推动产业互联网。

黄奇帆提出的关键词是“产业互联网”，这是数字经济赋能实体经济的重中之重。这个产业互联网，指国内、国际产业互联网的一体化（平台），它能根据国际市场的变化、结构性的新特点、社会潮流的新需求，形成生产制造研发的重点。这个平台要能组织国内大量科研开发的企业，将国际市场的新需求转变为商品。

“一旦平台建立起来，意味着掌控几千甚至几万个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制造类企业。产品生产过程中，各种零部件原材料又形成配送（链条），平台掌控航空铁路水运相通的全球物流体系，最终在准确的时间、准确的地点，把小批量的各种消费者喜欢的产品供应到位。”黄奇帆表示，这样一个系统，它能以销定产，以新打旧，以快打慢，以新的设计（对需求）进行快速反应，和一般的电子商务B2B有很重要的区别。

“从逻辑上讲，传统产业一旦被数字化赋能，一般至少会有1%-10%的产出。这个产出不需要增加资本投入，不需要有新的原材料或者各种方面生产要素的植入。”黄奇帆指出，数字技术的赋能使现有传统产业平均增加5%的产出。按照中国一百万亿的工业产值，5%的产出就是五万亿，可以把它看成利润，即不消耗原材料的增加值。

黄奇帆认为，产业互联网将影响三类企业：第一类是高水平制造业企业，第二类是以华为、三大运营商等为代表的企业，它们是以5G通信为核心技术的物联网信息通讯实施推进的基础，第三类是（跨国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公司。

在此意义上，今后十年，哪个城市拥有以研发、生产、销售一体化的产业互联网的跨国平台公司，哪个城市就将掌控更多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经济中心的资源，并可能带动几万、几十万的就业。

黄奇帆呼吁，在市场内卷、前景方向不那么确定的当下，一个确定性的、数字经济可赋能国民经济的方式就是产业互联网，特别是跨境产业互联网。把它做好，不仅对传统产业数字化是革新，也会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巨大动力。

黄奇帆 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第三个关键词是创新。黄奇帆指出，创新包括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底层技术的创新，也包括新服务、新业态以及企业运营层面的创新。黄奇帆说，创新是多方位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企业运作的创新、企业文化的创新，都会形成生产力。

“物流方式、产业链的金融组合方式、产业链的市场准入方式、产业链里专利品牌运行方式……这里都有很多经营、重组或者各种创新的形态。”黄奇帆说，创新是多方位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企业运作的创新、企业文化的创新，都会形成生产力。

史晋川认为要处理好商业模式创新与体制创新的关系。比如移动互联网带来的创新容易触碰到原有领域的体制机制，如果完全不允许商业模式创新触及体制机制，就会抹杀创新的可能性。

“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能力，近年来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正在减弱。”史晋川呼吁，过去几年，创新主体在相互磨合探索过程中，有时受到抑制，接下来宏观经济运行要重视创新主体通过供给创造新需求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