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东方IC
去年5月，“三孩”生育政策正式施行。今年“两会”期间，关于 “三孩”配套政策的相关话题成为热点。
作为缓解生养压力的重要角色，托育被捧至高处。然而，托育行业堪称“开局即巅峰”。2019年曾被热捧，如今却并不如当初那般热闹。
阻碍托育事业发展的因素有哪些？为此，蓝鲸教育采访了三位托育行业的从业者，试图从中了解托育机构的发展困境与解决之道，本文为托育专题的上篇。
希望的元年，火热的概念
托育发展的时间已经不短，但依然有不少人无法辨清托育和早教的差异。早教专指0-3岁婴幼儿的教育，而托育则包括0-3岁婴幼儿的托管、照护和教育。回顾托育发展历程，第一次小高峰出现在2017年。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发展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探索建立以幼儿园和妇幼保健机构为依托，面向社区、指导家长的公益性婴幼儿早期服务教育模式。”彼时，“全面二孩”政策刚刚实施不久，政策红利隐现，2017年托育赛道投融资金额接近3.9亿元，达到峰值。
其后就迎来了被称为“托育元年”的2019年。备受关注的“托育国标”发布，2019年10月8日，国家卫健委组织制定《托育机构设置标准（试行）》和《托育机构管理规范（试行）》。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具体支持举措，例如财政部联合五大部门发布《关于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公布对社区托育的税费优惠。当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国务院发布《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到优先保障婴幼儿照护机构用地等。
政策的鼓励下，托育赛道在2019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在幼儿园教育资产证券化道路被封死的情况下，托育成了资本逐利的新战场。2019年托育行业的投融资数量和金额已经接近2017年峰值数。
然而，热潮之下，危机同时也在积蓄。和托育政策欣欣向荣并行的，是赛道内屡屡出现跑路关店事件。有分析认为，幼教资本的大规模转移拉高了托育行业的整体估值。事实上，托育相较于幼儿园，成本更高，标准也更严格，性价比因此也略逊一筹。面对前期投入的高成本，一些托育机构试图引进资本解燃眉之急，并加大跑马圈地。然而随着资本寒冬降临，融资困难很容易带来资金链断裂。泡沫碎裂后，留下的只是一地鸡毛。
这边行业问题还未解决，疫情突如其来更是给了托育行业重重一击。2020年1月28日，国家卫健委发布通知，明确暂停线下开展收托、保育服务。托育机构无奈进入漫长的停摆期。收入难以开源，成本支出却没有暂停，场地租金、员工工资、教具成本……都是压在本就岌岌可危的托育机构身上的大山，一些没能稳住现金流的机构很快倒在了风雪中。
三年疫情之下，开园时间始终无法保证，收入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叠加高成本的重压，即便是活下来的机构，也显得沉闷消极。一片低迷中，2021年5月31日“三孩”政策正式施行，似乎有望为托育赛道解冻。
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将“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指标纳入20个“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中，并提出由2020年1.8个提升到2025年4.5个具体要求。全国计生协2022年工作要点中也提出，要大力开展优生优育指导，鼓励地方探索多种模式的托育服务。3月政府工作报告明确，要发展普惠托育服务，减轻家庭养育负担。两会期间，也有多项关于推进托育教育的建议，加大普惠托育服务投入，支持市场化托育等。
“三孩”政策火热的概念，有望将托育重新带回公众视野中。但比起前两次高光，资本如今更加冷静，疫情影响未消除之前，赛道的活力似乎很难重启。
千亿利好的市场，入不敷出的机构
2018年，有多年行业经验的李文成为扉渡托育联合创始人，次年在北京开办第一家托育园所，一晃创业已经近四年。接受采访时，她坐在待开业的安贞中心园，这是在北京开办的第三家托育园，室内外总面积将近1200平米，拥有较大的户外活动空间。据介绍，在常住人口近10万的北京市安贞街道，这是目前唯一一家托育园。
按照原本的计划，今年3月21日，园所就会正式开园。但因疫情，开园时间一拖再拖。采访时，北京市规定6月20日起幼儿园返园，托育园所预计也能跟着一起开园。但不久疫情形势再度严峻，如今具体开园时间仍在待定。
“这家园所前期投入近200万元。离预计开园时间已经过去3个月，我们还没有任何收入。”李文说。
和李文在北京筹办开园差不多的时间点，闫荣霞也开始考虑在重庆开办慧带娃线下实体园，实践多年来的探索。2018年开始至今，她已经在重庆拥有3家托育园所，合计105个托位，但盈利困境还未摆脱，每年业绩依然会亏损100-200万元。“其实单独核算园所是盈利的，但我们后端研发的投入较高，这部分又不直接产生收益，所以总体而言依然在亏损。”
同样处于亏损困境的还有在江苏昆山开办托育的李聪。按照他的设想，若一切顺利，今年部分校区或许可以实现盈亏平衡，但受上海疫情影响，园所上半年基本没有开园，今年的亏损还会持续。
事实上，在托育行业，亏损并不稀奇，甚至可以说是“常态”。但事实上，我国托育行业市场并不狭窄，反而需求强烈、市场广阔。根据华经产业研究院的报告，2018年我国婴幼儿托育市场规模就达到了905.38亿元。当时预测到2022年，市场规模将达到1182.07亿元。千亿市场摆在眼前，诞生了提供托育服务的多元主体，对应不同的商业模式。主要包括四类，一是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开设的企业托儿所，例如京东初然之爱托幼中心；二是专门的托育机构；三是早教机构开办的托育班；四是幼儿园下设的幼托班。
即便如此，我国托育市场的供给依然远远落后于需求。据研究人员预测，虽然因出生人口下降，托育机构的需求有所减少，但预计到2025年全国托育机构需求将达到8万余所，目前我国托育机构的数量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字。
托位紧张、供给不足直接带来3岁前儿童的入托率较低。卫健委2021年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3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仅有5.5%，而同期经合组织国家超过1/3的国家2-3岁婴幼儿入托率超过50%。
要解决托育供给的问题，民营机构的力量不可忽视，但前提条件是让机构盈利存活。而千亿市场中，为何机构挣不到钱？
高昂的成本，飘忽的收益
前期投入，是第一重难关，也是让不少机构“望而却步”的地方。托育机构对场地和硬件设施要求很高，这往往带来巨大的成本消耗。以李文的北京安贞中心园为例，一年光场所租金就高达70万元。再加上前期装修投入的100多万元、疫情期间给员工发放的基础工资，光起始资金，一家园所就已经花去近200万元。
前期投入巨大，开园后却依然面临着多重不确定因素。一方面是招生压力，尽管近年家长理念已经有所进步，但要克服的思想差异还有很多。受传统观念影响，许多家庭依然认为0-3岁孩子应该由老人带，还没认识到托育机构专业化教育的重要性。
慧带娃品牌创始人闫荣霞提到一个现象，目前园所内以2-3岁的孩子为主，家长把孩子送到托育园，不是认可托育，而是为了让孩子进入幼儿园之前有个过渡期。这直接给园所带来了短期的招生压力，如果某个学期托位没招满，对园所收入就会有不利的影响。
从业一年多来，爱乐分CEO李聪也感受到了不小的招生压力，开设新园前，他总会仔细研究园所辐射区域内居民的家庭总数、小区容积率、夜晚亮灯率、小区人口的平均年龄等多重因素，“对托育园所而言，选址直接决定招生，地理位置占了成功的一半。”
另一方面是疫情的影响，托育是强依赖线下的行业，尽管疫情期间为了自救，一些机构打造了线上早教课，但在从业者看来，让3岁以下的孩子长时间面对屏幕并不现实，托育转型线上的可能性基本为零。以闫荣霞为例，她试图将理念融入园区设施中，打造“环境即课程”的效果。如果孩子不到园所生活，效果无疑会大打折扣。这样的模式下，疫情反复对托育机构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开园时间的不确定性让机构的收入更加飘忽。
此外，即便顺利开园，还有高昂的日常运营开支。幼儿成长对环境的要求极高，闫荣霞旗下园所的空调几乎日夜不停，目的是为了保证孩子第二天过来有稳定舒适的温度。诸如此类的成本压力下，托育园的利润空间被极大压缩，盈利变得更加困难，投资回收周期也相应延长，抗风险能力减弱。
疫情之前，有相关人士计算：以一家位于上海浦东塘桥的托育机构为参考测算，假设150个孩子的规模、托育人员及其他员工40人，单人平均成本12000元/月，场所租金6元/平米、物业费5元/平米、800平米的面积，以及考虑市场推广等费用，预计单店净利率仍然低于15%。疫情爆发后，情况更加不容乐观。
在这样的环境中，资本失去对托育实体园的兴趣也是情有可原。近两年对于托育的投资，多和托育智慧化解决方案、平台技术研发有关，很少支持线下私立托育点搭建。在曾经从事教育投资的李聪看来，资本进入托育的可能性不大，托育园的辐射半径不大，用户LTV较短，品牌效应不明显，且地域特色鲜明，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大规模复制。“资本进入托育赛道唯一的可能性是托育园单店模型相对成熟，品牌和管理初步具备一定的复制能力，并且整体机构可以保持较高的毛利水平。”
政策的支持也还需要时间落地。2021年6月，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发文提出，普惠托育服务专项行动建设项目采用定额补助的方式，按每个新增托位1万元的标准给予支持。但该项政策的申请门槛较高，大多数从业者只能“望补贴而兴叹”。提到政府支持，闫荣霞谈到了几次卫生保健培训，李文提到了街道的宣传支持，但无一涉及直接费用的补贴。
解决盈利困境的思路
没有资本的注入和政府的补贴，为了覆盖成本，机构正在探索不同的方式。
一种思路是抬高价格，让压力分摊到家长头上。根据全国政协数据，2020年全国托育机构平均月收费为2699元/人，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36%。搜索发现，北京市托育中心的价格集中在每月8000元左右，部分机构收费可达10000-20000元。福建省非普惠性托育园收费达4800元-6800元/月。
于机构而言，房租、人力、装修……定价实是自保之举，盈利空间其实已经压缩到极致，但高昂的价格让家长难以承担，造成消费端的低迷。两方面因素最终形成了托育供给不足和托位利用率低共存的怪象。数据显示，福建省托位利用率只有不到四成，部分地级市的托位空置率甚至达到77.89%。由此可见，将成本压力放到家长端终究不是让托育规模发展的良策。
另一种思路是布局整个托育产业链，拓宽盈利渠道。以闫荣霞的园所为例，除了托育，其还提供部分早教课程和亲子活动。“早教的利润空间大，交付周期短，家长对其认知度高，而且机构承担的风险也小。为了盈利和打开知名度，我们设立了部分早教课程，希望以早教接触家长，然后引导其转向托育。”但截至目前，早教和亲子活动基本都是为托育引流的手段，希望依靠其扭转托育的亏损，显然并不现实。
还有一种思路是机构压缩成本，进而降低价格，普惠家长。虽然是民营单位，但李聪的托育园走的是普惠路线，优先考虑家长的支付能力和意愿。为了降低成本和价格，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第一是砍掉公用区域，园所内不设置大面积的前台和游戏区；第二是设置公用的保育员，6个班级配备4名保育员和12名老师；第三，一个班扩招至15-20个孩子；第四，取消销售团队，宣传以口碑转介为主。
“通过这些举措，我们实现了坪效提升和成本优化，把毛利水平提上来，更重要的是价格能够足够亲民。目前园所的定价是1500元-1780元/月。虽然还未盈利，但园所毛利水平已经能维持在30%左右。”李聪表示。
但这种思路仍然不是完美的解决方案。自2019年“国标”发布后，各地托育机构均面临着备案的问题。严格意义上来看，爱乐分降本的部分做法并不符合国家设置的托幼标准，例如在保育员方面，“国标”规定，保育员与婴幼儿的比例应当不低于乳儿班1:3，托小班1:5，托大班1:7。
尽管不涉及安全营养健康问题，但这些细节的不合规使得爱乐分至今未获得当地备案，但如果完全按照标准，机构又会在人员和装修方面增加大笔支出，“投入资金压力过大且盈利希望更为渺茫”。备案代表机构得到了官方的认证，固然重要，但生存压力面前，机构不得不陷入争取备案和艰难求存的纠结境地。
成本只是第一重忧虑，让机构陷入亏损泥潭的远不止于此。单一的评价标准、托育人才的流失……风雨之中，托育机构仍将筚路蓝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