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份金融统计数据明显转弱。据央行3月1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月新增人民币贷款1.23万亿（2022年1月为3.98万亿），新增社融1.19万亿（2022年1月为6.17万亿），社融同比增速为10.21%（2022年1月为10.46%），M2同比9.2%（2022年1月为9.8%）。

泰达宏利基金表示，不论是社融总量还是新增人民币信贷的各个分量都是较1月份有明年缩水的，但这带有明显的季节性，因为往往历年年初都会进行一批大额信贷投放，之后速度会慢下来。

表面上看，今年1月新增社融6.17万亿，2月缩水至1.19万亿，缩水近80%，实际上这种情况在过去几年也有着同样的历史规律。以2020年为例，当年1月新增社融5.05万亿，2月只新增了0.87万亿，下降幅度接近83%。甚至就连2019年疫情爆发前最近一个“相对正常”的年份来看，当年2月的新增社融也较前值下降了80%。

泰达宏利认为，尽管整体规模上与往年的季节性“并无二样”，但今年2月的新增信贷结构确确实实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

数据表明，2月份居民信贷，短期贷款负增2900亿、中长期贷款负增459亿，合计负增近3400亿，接近2020年2月的状态，当时是国内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基层调研反馈，前期主要是基建产业链带动的宽信用，而房地产企业的融资环境没有明显改善，这意味着房地产的“市场底”尚未出现，与之相关的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还没有看到生产预期的抬升，在信贷需求的问题上也就略显不足。换言之，现在面临的是银行体系宽信用“供给强”而企业端“需求弱”的错配。后续只有在需求端多发力，才能看到更多企业“普惠性”的宽信用双向达成。

预期效果最好的是因城施策房地产的放松，比如前段时间郑州的“救市19条”，如果能对国内其它城市产生带动作用，将有望带动家具家电、装修等“地产后周期”行业的扩产投资意愿；其次，“收入政策”也有望相继落地，包括个税起征点的上移、保证地方工资收入等，有望对消费形成提振，利好消费企业的宽信用意愿；再次，如果全球能够解决短期的上游资源供给缺口，镍、原油、工业有色等资源品价格回落，将缓和中游制造业的生产成本，改善景气程度，催生扩产意愿。

对于市场普遍期待的降息降准，泰达宏利认为最佳的时间窗口是二季度。

尽管全球货币政策“外紧内松”，但我国“宽信用”的时间窗口绝非仅限于美联储启动加息之前，因为坚挺的人民币汇率为我国货币政策“外紧内松”预留了贬值空间，当前人民币兑美元是6.3：1，料想在汇率重回到6.7-6.9之前，都是我国“宽信用”的时间窗口。综合考虑房地产的市场底、收入政策的出台以及上游资源品价格回落，大概率今年二季度是降准降息的最佳时间窗口。当然，在此之前不排除单独调降5年期LPR以实现刺激房地产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