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十家”之一的华夏基金成立于1998年4月9日。23年来，有三位高管对该公司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他们分别是：公司创始人、第一任总经理范勇宏，2008年9月至2013年11月担任董事长的王东明，以及公司现任总经理李一梅。

这曾是一家令同行仰视的公司。自2001年起，该公司管理资产规模曾长期处于全行业前三甲，并经常名列第一。2009年底，在完成对中信基金的吸收合并之后，该公司以2657亿元的规模，领先第二名易方达逾1000亿元。

但是，盛极一时之际，华夏基金在公司治理方面的重大缺陷，以及由此引发的范勇宏与王东明之间的两虎相争，却在后来给公司、行业以及广大基金持有人构成了巨大伤害。持续的人事动荡经年不息，直至2014年8月原证监会国际部副主任汤晓东空降华夏基金后才渐趋止息。

2018年5月18日，有20年司龄的原副总经理李一梅升任总经理，担负起继续弥合伤痛、重整旗鼓的重任。近三年来，在与易方达、汇添富等行业劲旅的激烈竞争过程中，华夏基金尽管在公司机制等方面处于明显弱势，但依然保住了行业第四的位置，已经殊为不易。

创始人范勇宏

在基金业的草莽时代，范勇宏是一位站在潮头浪尖的枭雄。

范勇宏于1988年7月进入建行总行工作，1992年加入华夏证券，1993年8月担任华夏证券北京东四营部总经理。当时，东四营业部深陷客户保证金亏空危机，而范勇宏仅用一年时间，不仅化解了危机，而且把这家营业部发展为全国第一大营业部。

1997年，他受命筹建华夏基金，跟随他的有李操纲、王亚伟、腾天鸣、张后奇等东四营业部旧部。公司成立后，他担任总经理，原华夏证券交易部副总经理戴勇毅则担任公司副总经理。

范勇宏爱才惜才，擅于发现和培养人才。早在东四营业部期间，他就倾向于寻找毕业于名牌高校的年轻人，从头开始培养。据《证券时报》记者杨波报道，他对于投研人员偏爱有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公司安排维稳值班，女员工值白班，男员工值夜班，连高管也要参加，投研人员则不用值班。

其中，王亚伟是经他一手栽培而成长起来的超级明星，并从东四营业部一直跟随他到了华夏基金。王亚伟，1971年9月生，安徽省理科高考状元，199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和经济管理学院，获双学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财政部科研所研究生部，获硕士学位。他本科毕业后进入中信国际合作公司工作，1995年加入华夏证券北京东四营业部，一年后任研究部经理，在华夏基金成立后，先后任华夏旗下首只基金——兴华基金的基金经理助理、基金经理。

但是，王亚伟的成长并非一帆风顺，在这个过程中，范勇宏的包容和信任至为关键。

在2003年的“五朵金花”行情中，王亚伟管理的基金表现较差。2005年，公司公募基金业绩垫底，社保组合被赎回，作为股票投资总监，王亚伟跌至职业生涯的低谷。艰难时刻，在范勇宏的支持下，王亚伟于2005年4月卸任基金经理，远赴美国沃顿商学院学习休整。在学习归国后，他于2005年底担任华夏大盘的基金经理，从此时来运转，创造了基金史上的一段传奇。

从2005年12月31日至2012年5月4日，王亚伟掌舵华夏大盘期间，该基金累计上涨了近12倍，平均复合年化回报率高达49.77%。不过，由于王亚伟的风格以投资并购重组股为主要特征，策略容量较小，从2007年2季度起，华夏大盘就长期停止申购。

当时，市场形成了“王亚伟现象”，凡是王亚伟有可能涉及的股票，都有大批资金跟进交易，造成股价剧烈波动。该基金的持有人户数被限定在1万多户，净资产规模基本控制在80亿元以下，加上王亚伟的一举一动又被大量场外资金紧盯，市场对于其超额收益率的争议与质疑也一直比较强烈。

在范勇宏麾下，不仅有王亚伟，还有江晖、孙建冬、巩怀志、杨爱斌等明星人物，可谓星光璀璨。从2005年6月30日至2010年2月4日，孙建冬在管理华夏红利期间，累计收益率513.01%，平均复合年化回报率达48.25%。

范勇宏广揽英才，知人善任。在2006年初，华夏基金引进原鹏华基金投资部副总经理、机构理财部总监刘文动。刘文动在价值投资理论的研究方面有着很深造诣，加盟华夏基金后，帮助公司全面梳理了投资流程和投研体系，奠定了旗下基金业绩整体良好的基石。

范勇宏勤于学习，具有比较完整的知识架构，对于市场、产品和投研都有较深的专业认知。他能够审时度势，消化和吸收投研团队的研判与智慧，在市场周期的关键拐点附近作出正确的决策。

2007年10月，当市场一片狂热，有人喊出一万点时，从10月9日起，华夏基金就暂停了一批基金的申购业务。10月15日下午1点，范勇宏召开临时投委会会议，作出“强制性集体减仓”的决定，要求所有主动型股票基金最高仓位不得超过78%，防止股票市场系统性下跌的风险。同时，当年基金经理的业绩排名都只考核到10月15日，并暂停全部偏股型基金的申购业务。

他说：“做大规模是基金的商业模式，也是公募基金‘潜规则’，面对基金非常好销售而又非常不好投资甚至是注定让投资者亏损的情况下，要基金规模还是要投资业绩？”对于这个问题，他用实际行动作出了正确的回答。

工作勤奋，思虑缜密，尊重人才，做事果敢，依靠这些良好的品质，范勇宏成功地把华夏基金打造了国内第一大基金公司。当一些善卖高帽者赋予他“基金教父”的美誉时，他可能就难免有一些骄傲和得意。

然而，也许正是这种骄傲和得意，让他在后来与王东明争夺公司控制权的过程中，显得十分强硬。当王东明获得对公司董事会的全面控制之后，范勇宏又作出了让核心团队全面从华夏基金撤离的决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举措，显得既狭隘又小气，不仅让公司五六百位中基层员工、上千万普通基金持有人陷入不利境地，而且也抛弃了他自己当初提出的“为信任奉献回报”的口号，成为迄今为止他职业生涯中的最大败笔。

券商大佬王东明

在华夏基金的23年历史中，前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是另外一个绕不开的人物。从2006年至2012年，基金大佬范勇宏与券商大佬王东明之间发生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夺，但最终结果令人唏嘘。

1998年4月9日，华夏基金由华夏证券、北京证券、中国科技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共同发起设立，其后股权几经变更，2003年，华夏证券将所持股权全部转让。

2004年，华夏证券爆发危机，在2005年9月被中信证券与建银投资联手收购，改名中信建投。虽然在当时，这一切与华夏基金已经并无直接关联。

但是，正所谓有缘千里来相会，2006年，王东明与范勇宏这对“冤家”因股权收购而狭路相逢。2006年3月29日，中信证券公告，董事会同意公司斥资不超过3.3亿元，收购华夏基金40.725%的股权，折合每股收购价格5.9元。其中，受让北京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所持35.725%的股权，受让北京证券所持5%股权。

对于本次收购，市场在当时曾给予了乐观的分析：由于人才是基金公司最核心的资产，时任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应该是看中了以范勇宏为代表的经理层，“这是一次强强联合”。

中信证券有关人士当时表示，会切实保证华夏基金各项业务稳定，并承诺说：“保证公司的稳定首先会确保基金公司人员的稳定，我们希望所有的人才都能继续发挥作用。”

从2006年7月至2007年9月，中信证券历时一年多，完成了对于华夏基金全部股权的收购。2008年9月，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担任华夏基金董事长。

在控股华夏基金后，鉴于“一参一控”的监管要求，华夏基金在2009年8月吸收合并中信基金。同时，根据证监会当时非合资基金公司“股东方控股不能超过49%”的监管规定，中信证券需要在6个月内出售51%的华夏基金股权。因超过限期，2010年1月起，证监会暂停受理公司基金新产品的申请。

在华夏基金与中信基金的合并过程中，曾任王东明秘书的原中信基金总经理吕涛一度拟任华夏基金副总经理，但未能落实，吕涛回到中信体系任职。中信基金的四位基金经理郑煜、孙建波、赵航、李广云则都加入华夏基金。至今，郑煜、赵航一直留在公司。2021年4月，现任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的郑煜升任副总经理。

在人事安排波涛汹涌的同时，王东明与范勇宏在51%的股权受让方的选择方面各有诉求，争斗更加激烈。从2009年10月至2011年，在华夏基金51%股权的转让过程中，范勇宏关于受让方选择和股权激励的诉求都没有被接纳。成立于2011年9月21日、由公司经理层间接持有部分股权的华夏人理财顾问公司，后来也被叫停。

在王东明的主导下，华夏基金的51%股权在2011年下半年完成了转让。当年12月24日公司公告，股东变更为中信证券（出资比例 49%）、南方工业资产管理公司（出资比例 11%）、山东省农村经济开发投资公司（出资比例 10%）、POWER CORPORATION OF CANADA（出资比例 10%）、山东海丰国际航运集团（出资比例 10%）、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出资比例 10%）。

随着5家新股东的尘埃落定，王东明获得了对公司董事会的控制。2012年5月，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由原来的5人增至9人，其中，王东明、徐刚、葛小波来自中信证券，华伟荣来自无锡国联，胡祖六来自山东海丰，另有三名独立董事。范勇宏辞去总经理，任职副董事长，滕天鸣接任总经理。

一年后，范勇宏辞去副董事长职位。从2012年5月至2014年8月，他原来高管团队中的核心成员包括王亚伟、刘文动、张后奇、腾天鸣等相继完成了从华夏基金的撤离，大股东当初关于保证人员稳定的承诺成为空谈。

基金的管理与运作主要依赖专业人才，华夏基金核心骨干人员的大面积流失导致公司受到重创。

一念成佛，一念成魔。王东明与范勇宏此前已分别在券商和基金领域取得非凡成就，在业界享有卓越声誉，备受尊敬，但他们在涉及个人和小集体重要利益的时候，都未能正确处理和对待现代公司治理，出于一己私利的龙争虎斗，严重损害了公司股东、中基层员工，以及广大基金持有人的利益。

铿锵玫瑰李一梅

强烈的人事地震之后，华夏基金进入灾后重建。

2014年8月，原证监会国际合作部副主任汤晓东空降华夏基金，任职督察长，并在一年后转任总经理。汤晓东为人谦和，作风正派，在他负责管理华夏基金期间，公司余震不断，包括2014年基金经理老鼠仓案、2016年底的货币基金危机等。一边治愈公司内伤，一边重点抓国际业务，还要应对和处理重大突发事件，在2018年4月28日离职前的4年里，这位前证监会官员竭尽所能。

在汤晓东挂冠而去之后，出乎不少人的预期，中信证券决定由华夏证券内部提拔总经理，而不是由中信证券空降或者外聘。5月7日至11日，中信证券内网挂出了李一梅拟任总经理的公示。5月18日，她正式升任华夏基金总经理。

李一梅，1976年出生，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硕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公共政策硕士，CFA（注册金融分析）。2001年8月加入华夏基金，历任国际业务部总经理助理，基金营销部总经理，电子商务部总经理（兼），公司营销总监兼广州分公司筹备负责人，公司营销总监兼上海分公司总经理，公司市场总监，公司市场部总经理，2015年5月7日起升任华夏基金副总经理，2016年8月兼任华夏基金互联网金融行政负责人。

2018年10月，在接受新华网采访时，李一梅表示，华夏基金成立伊始，就确立了“为信任奉献回报”的企业宗旨，二十年风雨，始终如一，把投资能力当作立身之本，只有持续创造回报才能赢得投资者长久信任。未来，公司还将继续秉持“为信任奉献回报”的企业宗旨，坚持客户至上原则，始终把客户价值放在第一位，一直保持华夏基金目前在投资人心目当中的信任，成为受人尊敬的国际化资产管理公司。

她说：“这一目标说起来很简单又很宏大，因为信任背后需要可持续的投研业绩，可持续的产品和服务。”

近三年来，李一梅和她的同事们致力于弥合创伤，接续文化，用心血和汗水辛勤浇灌，追求公司的基业长青：在被动投资领域，华夏基金继续在ETF领域不断拓展，巩固了领头羊的地位；在主动投资领域，基金经理蔡向阳凭借在管理华夏回报基金取得的良好口碑，获得了渠道高度认可，最新合计管理基金规模已达540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从2019年以来，华夏基金为蔡向阳发行的新基金做了两点创新：一是新基金包括三年定开、两年定开、一年持有、六个月持有等不同种类，以增强客户粘性，改善客户赢利体验；二是蔡向阳本人认购自己的新基金，认购金额在100万元至200万元。

知性、善良、专业、勤勉，自2001年就加入华夏基金的李一梅把自己的职业生命和华夏基金的兴衰紧紧结合在一起，她对于公司发自内心的深切热爱感染了很多人。2021年3月，在一场线上交流活动中，对于进入到财富管理行业的女性专业人士，李一梅分享了她的想法。她说：“实际上，我从没只从‘性别’的角度看自己。我总是觉得我可以应对任何竞争。我珍视我作为女性的一些个性、特点，但对于所有想面对真实世界挑战的女孩，我鼓励你们大胆追求，心之所向、竭尽所能，不要因为旁人所言而放弃。”

白云苍狗，世事难料

尽管近几年来进步明显，但是，华夏基金当前所面对的竞争与挑战依然严峻。如果要保持一流公司的行业地位和水准，需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改革的勇气。

首先，华夏基金需要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基金公司属于人才密集性行业，专业人才的重要性远胜于资本和股东背景。目前，易方达、汇添富、广发等行业前三甲都已实现股权激励，后来居上的干劲与股权激励有较大关联。同时，全行业个人控股的基金公司已有一二十家，其中睿远、泓德等已经脱颖而出，表现出旺盛的竞争力。事实证明，进行股权激励，有利于吸引和留住人才，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实现股东、公司和持有人的多方共赢。面对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华夏基金何去何从，答案不言自明。

第二，需要加强权益投资的主动投研力量。华夏基金虽然拥有蔡向阳这位具有较长时间良好业绩证明的基金经理，但对于他的投资框架的梳理仍不清晰，存在着模糊或矛盾的地方。副总经理阳琨、郑煜都有在一线管理基金的多年经验，但历史业绩平平，会否成为制约整体投研水平的天花板，也是市场担心的一个因素。

但是，华夏基金并非没有机会。如果控股股东中信证券能有一定的雅量，聘请到像易方达基金董事长詹余引一样的领军人物，委以专职副董事长之类的职位，就有可能刷新公司的投研高度，重振声望；公司如果能礼贤下士，找到像前副总经理刘文动一样精于投研管理的人才，就有可能把公司建设成为人才辈出的平台；现任副总经理阳琨、郑煜如果不再直接从事股票投资，而像汇添富副总经理袁建军一样去管理基金中的基金（FOF），主要投资公司自己的基金，就能发挥远比现在更大的作用。

第三，坚持持有人利益第一的价值观，加强企业文化建设。企业价值观不是口号或装饰，而应是融入血液的信仰，是能在重大利益考验面前不动摇的准绳。如果公司董事会、经理层都能做好垂范，在公司治理、投研管理等方面把事情做好，那么，公司的中基层员工自然就会耳濡目染，从而逐渐在全公司形成健康的企业文化。

白云苍狗，世事难料。十几年前，华夏领先第二名易方达1000多亿元，如今，易方达领先华夏基金近4000亿元。在规模差距的背后，其实是公司治理、投研团队、企业文化建设等方面确实存在一定的差距。要缩短差距，迎头赶上，就不能再小鸡肚肠，需要正视现实，放宽眼界，切实以股东和基金持有人的中长期利益为重，重新武装这艘战舰，才有可能在未来劈风斩浪，与易方达、汇添富等强手展开更高水平的竞争，共同做大做强中国的资产管理业。（祁和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