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托育的概念越来越火。

今年两会上，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加快发展多种形式的婴幼儿照护服务，支持社会力量兴办托育服务机构;

各大早教中心纷纷开起了托育班;

而红黄蓝也开始转型，副总裁张帆将红黄蓝定性为0-6岁综合性早期教育服务提供商，其中包括四大事业版图：亲子早教、幼儿园、托育中心、家庭及素质教育;

政策逐步出台，上海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地区，陆续诞生了63家通过审核、拿到政府告知书的托育机构。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也已牵头起草《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代拟稿)》(下称《意见》)，已报送国务院。

此前，学前教育新政发布，幼教资产证劵化的道路被封死，投资界哀鸿遍野。电光教育集团CEO张亮就曾作出预判：“新政对于连锁托育机构是个最大福音，非常幸运地避开了政策限制。当专注于早幼教的资本被排除在幼教赛道外之后，托育这个赛道就显得更加突出，将会成为资本的新宠。”

早教中心，最先争夺托育蛋糕

托育的概念虽提出不久，但在资本和需求的推动下，托育早教市场上不断有新玩家进场。其中，最大的玩家便是早教中心。

“事实上，90%的单体亲子园、早教中心都是不赚钱的。” 海嘉幼教集团创始人宫照伟表示：“早教中心一般分为直营和加盟，直营则需要在前期进行大量投入，然而在没有加盟商加入摊薄成本的情况下，往往入不敷出。所以，一些大的早教品牌都是依靠收取加盟费盈利，少量的直营园则作为营销示范店。”

“在国内，以标准课程早教服务为主的，只有两家机构是相对知名的，一家是金宝贝，一家是美吉姆，剩下单纯提供早教服务的机构，很大部分都需要业务转型和服务升级。”某早教连锁机构负责人向蓝鲸教育透露。

作为2007年就在上海创办的上海本土早教及托育服务机构，凯瑞宝贝总经理庄俊在运营过程中逐渐发现了早教中心存在的诸多困难：“首先现有的早教中心的盈利模式存在问题，这些机构多以课时制为主，而0-3岁的幼儿无法独立完成课程，所以主打父母陪伴参与的亲子课程，上课时间多集中于周六日。这就造成了早教中心的坪效比相对较低。但托育服务与之不同的是可以帮助有效补充解决双职工家庭的婴童照料时间分配，解决祖辈隔代带养，家政保姆专业服务质量等问题，2-3岁婴童家长尤其是一线城市的家长，都或多或少面临着妈妈休完产假回到工作岗位后宝宝无人托管的现状。所以未来的早教中心托育化将是趋势”庄俊向记者分析。

“早教中心托育化的结合路子还是可行的。早教与托育同样面对0-3岁的幼儿群体。其次早教中心可以为托育提供稳定的客源，从而形成一个稳定的现金流。除此之外，还可以提高坪效比，减少运营成本。早教中心为了盈利，往往以办理会员卡的形式获取预收入从而弥补运营成本，而增加托育服务则可以帮助早教中心提前消课，从而迅速回笼现金，增加行业竞争力。”宫照伟表示。

机遇不止在一线城市

更多的人瞄上了托育这块蛋糕。

一家呼和浩特市的托育品牌——译珣托育的创始人王志远向蓝鲸教育表示：“二、三线城市的家长对于优质的教育资源更为渴求，开托育机构这件事儿还是不少宝妈给我们提出的意见。我们甚至有碰到一岁的孩子报了四个早教中心的现象。”

这家机构2017年4月份从月子会所延伸服务至社区0-3岁托育，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开了21家门店。而就在当地，平均每个月要开1.5家门店才能满足市场的需求。

相比于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的各方面成本更低。王志远向蓝鲸教育算了这样一笔账，二、三线城市的托育机构在房租成本和运作成本比一线城市便宜近七倍左右。除此之外，一线城市想要聘请一个育婴老师，至少要8000元左右，而在二、三线城市这个价位足够聘请到两、三位育婴老师。

托育，可否社区化

“托育园的选址很重要”爱乐祺董秘张丽向蓝鲸教育指出：“家长求的就是便捷，选择托育机构，第一点看中的就是距离，其次是环境、师资，最后才是收费。”

在爱乐祺的宣传手册上，出现了两种店面形式，一种是样板店，另一种则是社区店，着重服务社区;多乐小熊也将自己定位于社区日托早教;译珣托育的几乎所有的门店都开在了社区里面，王志远告诉蓝鲸教育：“一方面可以更贴近家庭，也方便客户早晚接送;另一方面则可以得到物业、租金方面的优惠，有效降低运营成本。”

社区化的打法似乎更受青睐。

而托育社区化则也得到了诸多业内人士的认可，宫照伟认为：“相比于在高端的繁华的购物场设立托育场所，社区的托育机构便捷、普惠，更能满足家长的需求。以社区为中心，才是托育的核心。”

爱乐祺的张丽也同样认同这一观点：“设立在写字楼或者别墅里的高端托育园，存在市场，但可能不是未来的趋势。首先，将位置设定在太过高端的地区，成本和收益难以平衡。”

“因为幼教是刚需且幼儿园入园难，所以幼教存在高中低档，家长也愿意买单。但早教不同，早教是准刚需，家长的选择面也广，所以普惠、社区化更是未来方向。”张丽进一步补充：“但社区化不意味着将机构全部设置在社区内。否则没有人知道你开了一家托育园，至少是应该开在两三个社区中心之间，有人流有广告效应，但面向的群体依旧是社区。”

除了社区托育化之外，凯瑞宝贝创始人庄俊则认为，还有一种业态值得关注，那就是企业托育园。“在中国2000年以前，存在着70万家托儿所，但是因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原因托儿所便消失了，而如今这种这种形式将重新回归社会。”

如今已经有托育机构开始行动起来，比如袋鼠麻麻已在大型互联网公司集中的办公园区开设门店，满足员工“带孩子来上班”的诉求，而凯瑞宝贝则已经获得联合利华委托筹建并管理运营该企业园，为职工子女提供专业的托婴托育服务。

合规成本上升 托育还是门好生意吗

究竟何为托育?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中一向蓝鲸教育表示，托育是一种母职替代性公共服务，托儿所、商业托育中心只是托育的一种形式，托育还包括家庭式照看，祖辈或保姆照看，临时照护点等。

世界各国都存在着托儿所和幼儿园概念划分，而这种划分多依据幼儿的年龄。“我国把0一3岁归为托儿所，3一6岁归为幼儿园。托儿所以儿童照顾和看护等保育为主，幼儿园则偏重学前教育。”刘中一进一步补充道。

2018年4月28日，早教行业迎来了转折点。上海市在全国率先出台“1+2”文件，开始对托育进行监管，明确场地、设施设备、运营服务等内容。

此次政策出台后，托育机构准入门槛开始提高，上海市妇联算了一笔账，托育机构的房租和人力成本两项支出已占运营总成本的70%-80%以上，开办前两年亏损情况较常见，一般4-5年后才盈利，产出投入比和利润率较低。事实上，有上海的托育机构向蓝鲸教育反映，300平的场地无法分割出更多教室，只能招收一个班20个孩子。

那么托育，还是一门好生意么?

事实上，市面上的众多托育机构，都很难达到上海出台的托育机构标准。“有不少托育机构都是早教中心转型的，在通风、卫生等方面都远远达不到要求。”宫照伟指出：“一旦政策落地，这些机构都将面临洗牌。”广证恒生在其研报中也指出，若早教不属于政策规定的“托育”范围，则可能存在部分地区不允许托育与早教同时发展的风险。

除了政策的风险外，目前托育行业鱼龙混杂，存在诸多痛点。一位四川的托育从业者就表示：“最为头疼地便是缺乏专业的托育从业者。”蓝鲸教育了解到，诸多托育机构的保育员育婴员，大多是幼教从业者，或者是一些护士直接转，培训七天到十五天左右就直接上岗。“然而，专业的托育人员要求，甚至比幼儿园教师的要求还要高。”宫照伟表示。

而在爱乐祺董秘张丽看来，托育行业进入的门槛低，唯有持续以自身品质服务的发展为根基，着眼于当今社会切实需求，作为服务性机构，机遇与挑战历来并行。

而宫照伟则认为，“不少基金投资幼儿园想赚钱，新政出台后路被封死，所以开始炒作托育的概念进行资本与风险的转移，但实际上托育市场并非想进就能进。大家要慎重进入，一窝蜂的潮起必然会带来落潮的时候，不管是早教中心附设托育服务，或者托育加早教服务的模式，如果要做的好，一定是做增量服务才有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