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零售行业的毒瘤，世界各国虽然都加大了对造假售假的打击力度，但造假售假的事实却从未真正停止过。如是，我们是不能够将造假的猖獗归类于某平台亦或某政府的责任的。这显然是低估了造假团伙的能量，原因也很简单，单一平台或模式是不可能为造假提供其必须的生态的。

2016年5月9日，广州市白云区钟落潭镇一家没有标牌的厂区内，广州警方和迪拜警方的联手，加上阿里巴巴打假团队的支援，查获了一个假LV生产窝点。根据相关媒体披露，此案件与以往单纯的造假并不一样：有团伙专门生产皮料；有团伙采购假冒皮料后生产加工为成品，远销迪拜，同时在网上销售，并一个皮具商贸城附近的酒店房间里展示样品，据说只有老顾客才能体验，以团伙分工协作，构成了从生产、销售、仓储、物流到出口的完整链条。

而舆论关于打假也多有不满声音，关于假货越打越多的讨论也甚嚣尘上，但对比以上案例有非常清楚看到，当今造假已成为产业链，常规的只打销售或制造的一环或多环的打假形式，是很难从根本上杜绝假货的。

打击假货面临的三大严峻问题

如前文所言，虽然世界各国和一线品牌都将大量精力和财力投入到打假工作中，但目前看来，收效甚微，其根本原因在于当前的打假的方法严重滞后于造假售假的手段。

以此次三方（广州和迪拜警方，阿里巴巴）打击LV造假团伙为例，当今跨境造假已经基本呈现出以下三大趋势：1.全球化2.隐蔽化；3.高科技。

通过全球贸易物流来躲避一国的监管，亦可通过产业链的全球化提高造假的侦查难度，须知不同国家不同机构数据无法完全衔接，使得纯粹依靠政府是难以实现对假货产业链的不间断的监管。

而随着对假货打击力度的加大，又使得造假团伙必须要不断“优化”其具体行为，以更为隐蔽的手段来规避打击。以此次LV造假事件为例，其将生产基地设在没任何标志的厂区内，而在销售阶段，除将假货发往迪拜进行跨境售假之外，其在国内的售假亦设进行老顾客的”VIP” 服务。而当隐蔽化造假成为常态，必然会造成警方或者相关执法部门在侦查案件时苦于寻找相关线索，侦破难度提高。

而至于高科技造假亦十分容易理解，一方面随着造假技术含量的提升，假货的辨识度在不断减弱，提高执法者的侦破难度；而另一方面又通过线上电商平台售假，通过电商的平台的分发极大的增强了假货的辐射面，假货的危害面进一步加大。

在此三大严峻问题的挑战之下，如若我们继续延续以往的单一依靠政府或机构，而忽视对整个产业链的全方位监控打假，必然会出现“假货越打越多”的奇葩现象。

新时代打假的三大趋势

此次LV打假与常态打假最大的不同在于，阿里巴巴作为支援方为迪拜和广州警方提供支援，以提高打假的精准度和及时性。

在这个造假能力不断提升的时代，如果要实现打假效率最大化必须要满足以下三大趋势：1.权利人共建；2.大数据；3.跨国合作。

2016年4月，阿里巴巴发布《2015年阿里巴巴知识产权保护年报》，其中透露，阿里正在开发一套“权利人共建系统”，预计2016年第三季度上线，届时参与共建的品牌权利人可以“一键投诉”，并获取清晰可见的投诉数据，维权效果一目了然。其根本目的在于加大品牌权利人的打假主动性和参与性，将打假行动前置于线索发现之时，避免更大侵权行为的发生。

而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商销售平台，阿里全年GMV已经突破了三万亿，这自然意味着阿里每时每刻将要产生数以亿计的销售和物流流通数据，在大数据的建模和分析之下，可从数据层面发现疑似假货产品的走向和流通路线，为职能部门提供更精准情报。此次LV打假，双方警察之所以能够准确找到造假窝点，并深挖背后的一连串售假产业链，这与阿里的大数据是分不开的。换言之，只有深刻发挥大数据的功效，前文所讲的造假和售假的各种隐蔽性做法才能得到根本性解决，原因很简单，手段再隐蔽其也会产生交易和流通数据，一切尽在监管之下。

当造假售假已经实现跨境作案之时，跨境多国联合执法便成为必然选择，而在此铁哥建议政府有关机构能够以大数据为指导，联合多国力量，以真正雷霆之势真正铲除假货的生存土壤。

面对假货我们不应该只是指责单一的销售平台，换言之，当整个零售商业体系具备假货的生存土壤之时，电商或其他渠道的售假只是表象而已。我们若要杜绝假货，就必然要正视电商在整个零售体系中的地位，通过电商的大数据以及协同式的手段，以此铲除假货生存的整个产业链。

如若没有阿里巴巴联合两地警察打假，整个案件的侦破效率势必降低。打假，怎能缺失电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