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述：Rose

整理：郝圆

编者按：Rose是上海的一位媒体人，今年春节她回湖北老家过年，经历了封城前的“逃离武汉”，也遭遇了“断网、断电”等各种媒体人技术绝境，没有参与到一线报道当中的她有了大把时间，重新思考自己作为媒体人的责任。

下面是她的自述：

我家在湖北咸宁下的一个村子里，背后是山，和城里不一样，这里家家户户的房子都隔着很远。在武汉封城前一天，我带着全家人“逃”回了山里。

今天是我在家隔离的第21天。由于我们在山里接触不到B，只有D，按理来说应该解除隔离了吧，但事实是并没有。

(备注：A指武汉有接触史的人，B是所有在A旅途中遇到的陌生人，C是与A最后接触的熟人，D是没有外出的安全市民。)

逃离武汉

我读了7年新闻，毕业后成了一名记者。对于世界的变化，我们的反应速度依然属于领先的那部分人，即便如此，我也没有想到这场疫情会以如此强大的阵势和猛烈的速度席卷而来。

今天翻看聊天记录，没想到早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微信群就曾有人提过武汉肺炎的事儿。那天中午几乎所有的新闻弹窗都曾弹出了一则新闻：武汉发现不明原因肺炎，国家卫健委专家组已达武汉。

当时大家还顺势聊起了这件事对于医药股股价的影响，但显然没人真的在意，因为没有一个人提起来要买口罩。

1月20日，各地肺炎确诊的消息开始占据热搜前三，身边的朋友开始谈论起来，关于n95和一次性外科医用口罩的科普成为当天社交谈资。当时我在群里感慨：“我在上海，过年要回武汉，瑟瑟发抖”，终于决定购置口罩。

当晚，我翻遍app，终于在京东健康上下单了附近一家药房的3袋8.9元的一次性外科口罩。这些口罩也是我到目前为止的唯一存货。

春节前好多人都让我别回家了，但彼时思乡之情仍然占据上风，恐“疫”情绪化作劝服在武汉工作的父母早日返乡的动力。1月21日，我坐上了回湖北的火车，当时群里的朋友让我戴五层口罩，最后我只戴了两层。

深夜11点左右到站时，汉口站没有往日喧闹，父母和我商量返回老家的事宜，我坚决表示第二天一早必须开车回家。这一次我没提前听到任何风声，但结果是，在武汉公布封城决定的前一天，我带着一家人回到乡下自我隔离。

没有WiFi、没带电脑、手机卡故障……我和世界失联了

和所有家庭一样，我们度过了有史以来最冷清的年…

比如除夕当天下午，我家停电了，据说是变压器漏油了。当时一直担心晚上看不到春晚，后来我们用iPad搜我姐手机的热点看春晚，但信号一直延迟，总跟不上群里的讨论，再到后来手机都快没电了。直到《难忘今宵》响起后，我们村儿终于来电了，那一刻，我仿佛才有了乐观的勇气。

作为媒体人，我们的工作是提供信息，我们本身也需要不断获取信息。而在如今这个时代，网络像空气一样是必需品，但现实是，我们山里没WiFi。

一开始只是担心影响工作，但后来受疫情影响，我工作的领域也基本停摆，以至于工作也暂缓了。但作为一个未曾与喧嚣如此隔绝的媒体人，我仿佛走入了楚门的世界，分不清真实与梦境。

比没有网更糟糕的是，我的手机卡坏了，现在只能依靠家人的热点苟延残喘，保持与世界的间歇性联系。

即便是这个间隙的新闻获取，也让我信息过载，陷入疲惫甚至自我怀疑。

我一直以为媒体经历会让自己和别人的媒介素养有明显区别，和同龄人相比，我多了一个媒体圈的渠道，信息更广也更迅速，对于信息的辨别还是会比普通人多几分警惕。像我爸爸每天都会通过“头条”看新闻，然后告知一些要么已经被辟谣，要么听起来天方夜谭的消息，我还劝他别“传谣”。

但到后来，我发现自己都在无意识中开始成为了“传谣者”。

每天的信息太多了，不仅量大，给人的精神刺激也大。信息最密集的那两天，上万字的深度报道一天能有十几篇，看都看不过来。还有的时候，各种前线报道和视频看得真是哭都哭不过来。我和朋友意识到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人生的重要经历，于是把各种重要的报道和网友帖子整理到了一个共享文档中，将每一份愤怒与感动都备份起来，名字叫做“肺炎下的中国”。

一开始还好，都是例行黏贴，后来发现每日的黏贴变成了一个见证“打脸”的过程，总有的消息前一天还是这套说词，隔天就换了新的说法，到后来这个“反转”速度开始以小时甚至以分钟计算。

比如，昨天的医疗队物资机场丢失事件，最初大家都是在论坛和微博上看到，几乎下意识地就认为这是真的，转到各种群里讨论，但后来被辟谣，倒是很少有人再提。你看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媒介素养也没高到哪里去，是关心则乱吗?似乎也不是……

我依然敬佩那些身在一线勇敢发出声音的同行们。那天看财新的四万字专题报道，还看到了我同学的名字在记者栏，想到当时他大学毕业就投身新闻行业，如今已经成为全国最受尊敬媒体之一的一份子，由衷地佩服他。

这一次新闻媒体表现也比之前的预设出色很多，很多有分量的媒体和优秀的报道让我再次审视行业和自己吧。

我经常在想，如果我也能去一线，我能做些什么呢?

这似乎是每一个待业在家的媒体人这段时间都会想的问题吧，身边有同行朋友说，看到这些联系到自己身为记者却不在一线会有一种耻辱感，“我感觉自己平时写的东西占用过多公共资源了”，我觉得她过度自责了，但我能理解她，这一行谁都有点儿新闻理想。

比如，我其实应该算是带着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双重属性的工作，常常会有些价值迷失的焦虑，感觉自己生产的内容过于追逐热点，成就感强烈缺失，重要的是对在目前的行业环境下，“妙手著文章”的理想状态自己能否企及产生了怀疑。

望不到头的复工路

山里的日子没想象中无聊，甚至还挺有趣。

我妈妈每天打毛衣，爸爸做饭，我和我姐就变着法的享受归园田居的生活，山里场子大，一会儿爬山，一会儿摘菜。但我们山上没什么东西，只有树。有一天我妈让我去砍柴，我拒绝了，太热了，那天至少20°!

如果不看手机，山里的时间好像是静止的，根本不知道外面的变化。

但接下来，如何复工成了我最发愁的事儿。年前我面试了一份新工作，还是媒体，和人家约好年后入职，但我现在3月都不知道能不能回得去上海。

我本来想跑到隔壁湖南搭车回上海，从我家步行到湖南只用2小时，但我现在连村儿都出不去，好担心自己上路了变成新闻里那些流浪在高速公路上的司机，还是把15号的票退了。

从简历来看，我是一个频繁换工作的人。但接下来，如果新入职的媒体没有因为我归期未定放弃我，这份工作我不会轻易舍弃了。我希望自己能做点什么，如果不行，守住本心也是好的。

就像之前看“正午故事”中写的新年寄语：希望我们能挺过这次疫情，希望我们都还有机会站在每个人的岗位上，承担起自己的责任，还有机会思考人类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