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哥伦比亚新闻评论》
编译：储宝
几十年来，做调查报道的记者在挖掘故事时都抱着这样的心态：找到造成故事背后的那个“坏人”。事实上，对于记者们来说，这种写作方法非常好用。在过去的调查报道生涯里，各种题材的写作中，从毒品犯罪事件中的坏警察、养老院凄惨生活背后的坏护工，到危险的幼儿玩具背后利欲熏心的制造商，我们似乎经常下意识地以寻找事件背后的“坏人”为线索进行报道。
但除此之外，设想一下：如果以更宽广的视角来看待调查性报道，在工作方法上我们能做出怎样的创新?与其只盯着事件中的“坏人”，不如思考如何使用更多讨巧的方法起到更好的调查效果。
在解决问题层面“动真格”
在过去的两年中，《芝加哥论坛报》尝试与数据科学家、药理学家和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细胞研究人员合作，这支由科学家组成的团队正是通过数据挖掘技术发现了4种与心脏病并无关联的药物，在同时服用后会引发人体心律失常这一结论。事实上，这些药物均为大众生活中触手可及并广泛应用的处方药，其危害不言自明。在研究过程中，团队还开创性地建立了一套科学模型，它的目的是把数以百计的各种药物之间的相互反应展示出来，并最终提出一种新的方式挽救病人的生命。
鉴于此，《芝加哥论坛报》也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做调查报道——它不只提出问题，呈现社会问题，而且在解决问题层面“动真格”。它引发了报道方式的变革，为其带来了新的机遇，但对公共服务新闻的界限来说，或许是一种挑战。
《芝加哥论坛报》不只是报道科学家在做什么，而是与他们成为一个团队，参与到研究的方方面面，记者本身就是科学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很多新闻报道已经可以被归类为“解决方案”式报道，它是指记者将某一社会问题进行详细叙述和解释，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此基础上，记者还能做得更多、走得更远吗?如果媒体与专家合作，找到解决之道并付诸于实践，或许会有新的发现或者产生新发明呢?
基于这个想法，《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决定试一试。一篇成熟的调查报道的产生，是记者投入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而完成的，社会问题若能被解决则意义重大。因此，对于记者和科学家们来说，这样的合作是值得的。
与专家合作共“实验”
在美国，由于多种药物之间相互作用对于健康产生的危害和风险在不断升级。根据数据显示，五分之一的美国人同时服用3种或3种以上的药物。10人中就有一人同时服用5种以上的药物。
一些药物相克是有据可查的，但是更多的“隐形”危害并不为人所知，造成这一危害的“坏人”究竟是谁?医生、科学家、制药公司还是病人自己?无从得知。因此，记者在报选题时萌发了找到“隐藏在人们身边会产生药物相克的组合”这一想法，但缺乏专业的医药知识，也没有掌握与之相关的数据。因此，他们想到向数据行业的顶级专家求助。尼古拉斯·塔筒蒂尼就是其中之一，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运营着自己的数据实验室。
记者们不了解大数据、编码和算法，但他们感兴趣的是靠数据挖掘这一方法为调查的深入提供显而易见的数据支持。塔筒蒂尼曾利用药物组合数据研究药物与血糖之间的关系，成效甚微，在他正感到沮丧之时，《芝加哥论坛报》记者在采访中提议能否以药物与药物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列出导致心源性猝死的药物组合名单。从此，合作开始达成。不久后，心源性猝死方面的专家——亚历山大大学医学院前院长雷伍斯利博士加入团队。科学家和记者进行数月的讨论、研究，集思广益，成果逐渐显现出来。
在过去，调查报道的记者也会向专家寻求帮助，但这一次不同。对于记者来说，科学家不只充当收费才提供帮助的“局外人”，而是成为参与调查的成员之一。科学家们可自愿选择参与或退出，他们也可在中途改变想法换掉工作。
一次值得的“冒险”
这里面存在的风险是：如果实验失败了怎么办?也许最终不会有任何新的发现，也许与实验之初的设想截然相反。《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们有这样一个共识：实验失败并不是世界末日，它只是这个调查故事的结局。就这项实验来说，记者们仍然可以写出一个关于数据科学家们研究多种药物相克的新闻故事。如果实验成功，得出的结论经过反复验证而站得住脚，这对于记者和科学家来说，都将是巨大的收获，并且产生实际的社会效应。
在研究成果初显成效的时候，塔筒蒂尼并没有选择以一篇论文结束项目，《芝加哥论坛报》也支持了科学家进一步对结论进行验证的想法，团队在最后关头招募到哥伦比亚大学细胞研究人员，用细胞进行单元测试，反复实验论证，使研究结果更趋于精准。最终，在多方共同努力之下，研究人员在同行评议权威期刊《药品安全》上发表学术论文，而这篇精彩的“调查报道”也久经酝酿，见诸报端与大众见面。
这个方法能被应用于其他的调查吗?
作为《芝加哥论坛报》调查新闻的副总编辑，蒂苏警告过报社的记者们，这样做是一种冒险，读者将对记者的这一角色定位产生困惑——记者的职责是否有必要做到真正去解决问题呢?这当然是一种善意的提醒，为了使报道更趋于客观，在调查研究中，记者们完全可以与编辑随时沟通报道理念，必要时可以设置一些标准，甚至可以准备一份“Plan B”——比如以第三方的立场写一份解释性报道。
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的新闻行业，记者们越来越多地被要求在报道中添加上下文或对故事进行分析，很多记者拒绝这种转变，而后来它成为报道的一种常用写法。如今的主流媒体新闻发布并没有变革的迫切需求，整个报纸行业中，体育新闻和娱乐新闻都极少提出尖锐的问题。时代在变化，公共新闻服务的界限和职责也在发生变化。或许是时候再次推动其前进一步，让调查报道的眼睛不总是盯着看谁做错了什么?或许，有时我们也可以团结起来，让人们做正确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