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硅谷接管媒体:新闻被科技侵蚀,或正成为数据的副产品

互联网大潮之下,媒体业已经丧失了独立性,新兴媒体普遍以用户流量为中心。

文章来源:大西洋月刊,刊载于后现代邮报,原文标题:《新共和冲突:当硅谷接管媒体业,欢迎来到缺心眼世界》,部分文字经蓝鲸编辑调整。

百年庆典之后没几天,被28岁的Facebook联合创始人、奥巴马竞选网络顾问克里斯·休斯收购两年多,《新共和》编辑骨干集体辞职。这不是新媒体转型的又一个牺牲品,而是比数字化时代更严峻的挑战:在社交网络冲击和媒体环境极化下,自由主义思想丧失了施展空间。《新共和》前主编、《大西洋月刊》记者富兰克林·弗尔与科技巨头曾经有过一段爱恨情仇,这段经历也让他对高科技垄断潜在的危害洞若烛火。

《新共和》杂志在2012年被Facebook的创始人之一克里斯·休斯收购之后,弗尔被延揽担任主编。他一度认为年轻高科技亿万富翁真有帮助这本备受尊崇但陷于亏损的杂志重整旗鼓的想法。但随着休斯为争取廉价数字广告收入而迫使《新共和》追逐肤浅的快餐式新闻故事,原本和睦的合作关系恶化。弗尔和杂志的大部分员工离职抗议。在新书《失智世界》(World Without Mind: The Existential Threat of Big Tech)中,弗尔对这场新旧媒体冲突的叙述真实可靠,引人入胜。

弗尔的批评涵盖众多内容,但核心是这些公司已成为垄断寡头。它们的霸主地位已大大损害到出版商及唱片公司的财务状况。他谴责以亚马逊、Facebook和谷歌为首的科技巨头俘虏了整个社会,同时他还指控这些科技公司根据不透明的算法提供信息,左右人们的想法,从而替代个人思考。

弗尔在书中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一是科技公司势力之大,令人们不敢加诸批评。之前他成为活动家,积极反对亚马逊对待作者及出版商的做法,过程中得到了这方面的亲身体会。由于这家网络巨头能影响书籍的成功与否,许多律师和出版界高管都不敢畅所欲言。

他对于不透明的担忧也是一针见血。Facebook和谷歌不用像传统媒体公司那样汇报政治广告的销售情况。最近,俄罗斯客户于美国总统选举期间在Facebook上购买广告的情况曝光,突显了严重缺乏监管带来的风险。

从《新共和》冲突看媒体业现状:被硅谷公司逐渐取代

《新共和》前主编、《大西洋月刊》记者富兰克林·弗尔在9月号《大西洋月刊》发表了新书《失智世界》中的章节。

互联网大潮之下,媒体业已经丧失了独立性,新兴媒体普遍以用户流量为中心,新闻不断被科技侵蚀,已经成为数据的副产品。美国话语权力极高的“意见杂志”《新共和》也难逃厄运。

When Silicon Valley Took Over Journalism

The pursuit of digital readership broke the New Republic—and an entire industry.

作者:FRANKLIN FOER

编译:网易科技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7/09/when-silicon-valley-took-over-journalism/534195/

我在《新共和》杂志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在梦想着这样一个恩人。多年来,我的同事和我一直穿梭于互联网时代,接触了无数的公司。虽然每一个都渴望拯救我们的杂志,但不是因为资源匮乏,就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信心导致功亏一篑。无休止的寻找终究耗尽了我们所有的精力, 2010年,我辞去杂志主编的职务。

2012年,克里斯·休斯加入了进来。对于我们来说,克里斯不只是一个救世主,也是互联网时代精神的代表。在哈佛,他与马克·扎克伯格是同寝好友,已经成为Facebook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对于我们的杂志,克里斯带来了更多的时代精髓,更多的预算开支,更重要的是其作为内部人士,带来更多关于社交媒体的丰富知识。我们感觉新闻业的希望全部仰仗于此,由此所做的一切也似乎令人陶醉。《新共和》杂志似乎成为了新闻业依赖于硅谷的代表。

在早春的一个平常一天,克里斯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我们手中端着纸杯咖啡,在华盛顿市区漫步聊天。在刚刚收购《新共和》杂志的第一个星期,克里斯重复了多次这种形式的交谈。他似乎渴望与曾为杂志工作过的任何人、或者对杂志有强烈看法的任何人交流。当我们交谈时,我意识到他不仅仅是要我的一些建议,开始怀疑他想让我重回《新共和》的主编岗位。不久之后,他给了我这份工作,我欣然接受。

根据我的从业经验,《新共和》的老板该是财务自由、观点老道的中老年男子。但克里斯有所不同。他才28岁,充沛的学习热情使他看起来更加年轻。在蜜月期间他在读《战争与和平》,他的SoHo公寓里堆满了文学杂志。“当我第一次听到《新共和》要转手时“,他告诉我,”我去了纽约公立图书馆,开始了解这本杂志。“当他看到关于《新共和》杂志的胶片简介,读到杂志历史和相关作家的浪漫,其中不乏丽贝卡·韦斯特(Dame Rebecca West),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埃德蒙·威尔逊(Edmund Wilson),拉尔夫·埃里森(Ralph Ellison)以及詹姆斯·伍德(James Wood)等名流大噶,这一切让他解开了自己的钱袋。

即便Facebook的上市带给克里斯数亿美元的财富,他似乎对他的钱无动于衷。当人们论及他的不动产,他会面红耳赤。他的财富来源并没有让他有成就感,实际上他总是以旁观者的角度谈及Facebook。在晚餐时他曾向我承认,并没有太多依赖于Facebook。很快我们开始着手重塑杂志,期望实现我们自己不可思议的价值。

在过去的时间里,新闻业在不断被侵蚀。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媒体公司,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码字传统的继承人。有些人喜欢把自己的公司与技术公司进行类比。而这种对媒体公司的重新定义不仅仅是一种时尚。随着硅谷的逐步渗透,新闻业已经依赖于大型科技公司,后者目前现在为新闻业提供了很大一部分受众群体,因此也是主要的收入来源。

依赖产生了一种绝望——通过Facebook对点击率的疯狂追逐,对谷歌搜索算法的深究细扣。媒体与科技公司牢牢绑在一起,他们给予Facebook发布广告的权利,或允许Google通过其快速加载服务器上直接发布文章。

更可怕的是科技公司往往反复无常,其经常对策略进行反复调整。 比如Facebook认为用户喜欢视频甚于文字,因此它将不再强调新闻流中的文字或硬新闻。当其进行这样的策略转换,或者当谷歌调整了搜索算法时,相关媒体的用户流量可能会随之下降,导致收入出现波动。然而问题不仅仅是收入的脆弱性。科技公司的影响力可以影响整个媒体行业的精神,降低质量标准和侵蚀行业道德。

我从未想过我们的杂志也会这样走下去。我和克里斯一起工作的第一天令人兴奋。作为一个局外人,他没有兴趣盲从常识。当我们开始重建《新共和》的网站时,并没有以引流为主导,不会以提高点击率为目的设计主页。我们的数字页面以美观简洁为主旨,同时保存长篇新闻和严肃文化特色。

克里斯一再强调,他相信自己可以把《新共和》变成有利可图的公司。但他对利润的言辞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真诚。 “我讨厌销售广告,”他会一再告诉我。 “这让我感觉很幼稚”。入主《新共和》一年多以来,他似乎放弃了营收。但事后看,我可能会更加审慎地对待我们自己。我们都有着不少弱点,他在黄金地段租赁办公室、雇用顶级顾问,而我为优秀作家走遍全球、慷慨付款。克里斯好像对此并不介意,“我从来没有过这么高兴或满足过,”他会告诉我,“我在和朋友在一起工作。”

不过最终,这些数字还是找上了克里斯。钱需要来源,而这个来源就是网络。终归流量的急剧增长才能带来所需的营收。所以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突然放弃了原有的基调。

本世纪初,新闻业处于极端变化当中。经济衰退加上读者千变万化的阅读习惯,迫使媒体公司面对数字化未来不断进行赌博。十多年来,报社员工人数下降了38%。随着新闻行业的不断萎缩,其声望应声大跌。一份报告称报纸记者是美国最糟糕的工作。这个行业发现自己不得不重新考虑生存问题。媒体独立一夜之间似乎成了完全不可负担的奢侈品。

用户流量的增长需要一种新的心态。曾经纸媒与电视完全不同,从不会把受众需求当作企业主旨。《新共和》更是持有这种信仰的极端媒体。问世百年来,这本杂志成了美国自由主义的舆论旗舰,有着一个忠实的读者群体。然而,在杂志创办的漫长历史中,这样一个读者群体甚至还无法填满密西西比大学的足球场。

在互联网时代,一个更大的读者群体显然触手可及。很多媒体公司已经汲取了这个经验,BuzzFeed创始人约拿·佩雷蒂(Jonah Peretti)就这么说:R =?z。(在流行病学中,?表示传播的概率,z是暴露于传染性个体的人数)。这个方程式说明了一段内容可能如何进行病毒式传播。但是,虽然佩雷蒂从流行病学中得出了他的传播公式,但新兴的流量问题是真正行为科学的一个分支:人们点击这么快,他们并不总是完全明白为什么。这些点击都是在半自觉的状态下进行的,受到认知偏见的影响。也就是说,读者总需要一点点背后的操纵。

克里斯不仅对引流的必要性日益重视,也知道增加用户流量的技巧。克里斯自己就是数字媒体小组的成员,他从Upworthy了解到病毒式传播的方法,而后者正是一家克里斯给予资金支持的网站。该网站从互联网上抓取高频视频和图形,然后从中注入引流元素,使它们变成病毒。正如心理学家所知道的那样,人类对无知感到舒服,但是他们却排斥信息。 Upworthy使用这种心理学上的洞察力开创了一种标题风格,明确地挑逗读者,只留下少量信息来吸引他们点击阅读。对于发布的每个项目,Upworthy都会创作25个不同的标题,放在网上进行点击测试,从而确定最有效的一个。基于这些结果,Upworthy创作出高点击率的标题组合模式。比如这样的经典例子:“十分之九的美国人对迷幻事实的认识完全错误”和“你不会相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些标题在网络上变得司空见惯,直到读者对它们有了免疫力。

Upworthy、BuzzFeed、Vox Media以及其他新兴的互联网巨头的核心观点在于,只要认真研究数据,就可以打造出编辑化的成功。这种观念已被整个媒体行业所接受,《新共和》也未能幸免。克里斯为我们的工作人员装了一个数据库,以增加我们生产病毒性传播文章的概率。他密切关注着Facebook的实时热门话题,以及前几年在同一时间段内的热点内容。 “超级碗广告很热,”他在一次周例会上告诉工作人员, “我们可以借势创作点什么?”这样的问题通常带来了敌对的沉默。

虽然我对这种战术不以为然,但我也没有表示出强烈反对。克里斯仍然鼓励我们发表深度解析的长篇文章。更重要的是,他问了一个完全合理的问题:我们真的认为我们的杂志要比《时代》或《华盛顿邮报》这样的严肃媒体做得更好吗?如果只有我们能够自我约束,写出优秀作品,无疑点击率会快速提高。因为它有效,所以其他严肃媒体也都在这样做。我们需要脚踏实地的工作。

然而,流量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在《新共和》的工作。每次在办公桌前坐下来,我还是在偷偷关注流量。当我早上醒来时,当我站在镜子前,当我站在小便池前时,莫不如此。有时候,我只是盯着流量的上涨,却忽视了正在编辑的文章,忽视了坐在我身边的人。

我的主人成了Chartbeat,这是一个为作家,编辑和老板提供网络流量实时统计的网站,能够显示出每篇文章的活跃读者数量。 Chartbeat及其竞争对手几乎应用在每个杂志,每张报纸和每篇博客上。使用这些统计工具,作者能够通过随时改进提高点击率——更好的标题,更好的社会媒体平台,更好的主题,更好的论据。像一位经理站在装备线上的秒表,Chartbeat如同生产线旁的秒表,时时刻刻为新闻编辑室敲着警钟。

这是一个危险的转折。从本质上讲,媒体可能永远不会像编辑和作家所认为的那样有公德心。然而这种神话非常重要。它推动新闻从业者挑战权力,让记者唯我独尊,让媒体人高高在上、自以为是。在互联网时代,新一代媒体巨头对这种旧式的独立精神没有太多耐心。对于新闻业,这些公司并非没有伟大的理想。BuzzFeed、Vice以及《赫芬顿邮报》等互联网媒体都创作出一流的作品。他们旗下一流的记者都创作出让人印象深刻的调查新闻。但追求用户流量依旧是他们的中心任务。互联网的无尽反馈循环塑造出他们的编辑模式,这决定了他们的精力所在。

一旦一个故事引发了公众关注,这些媒体就会以反复的愤怒来撰写主题,挤压主题,直到公众失去兴趣。比如有这样一个令人难忘的典型例子——关于明尼苏达一位狩猎者在非洲杀死了一只名叫塞西尔的狮子,这一消息产生了大约320万个故事。几乎每个新闻媒体——甚至包括《纽约时报》和《纽约客》在内的知名媒体都试图从塞西尔那里获得一些用户流量。这需要媒体从业者不断发掘找到新的角度。Vox这样说:《吃鸡肉在道德上比杀死狮子塞西尔更糟》;BuzzFeed的标题是这样的,《心理学家称她与死后的塞西尔进行了对话》;而《大西洋月刊》指出,《从塞西尔到气候变化:愤怒的风暴更胜一筹》。

在某些方面,这只是一个旧式堆叠的数字增强版。但社交媒体放大了吸引公众参与的经济效益。带来的相关结果是高度衍生的。The Verge创始人约书亚·托波尔斯基(Joshua Topolsky)对这种内容的同质化表示悲哀:“一切看起来一样,读起来一样,所有媒体似乎是在吸引同样的眼球。”

唐纳德·特朗普是这个时代的典型。比起最近历史的任何其他时刻,他理解现在这个时代,媒体都需要向公众传播热点。即使媒体蔑视特朗普,但依旧把他打造成了一个合理的候选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别无选择,只能拥抱他、包装他、掩饰他。在数据为王的主旨下,关于特朗普的故事把持着头条位置,引来巨大的用户流量。特朗普开始只是塞西尔的狮子,最终却成为了美国总统。

克里斯和我曾经坐在华盛顿的早餐桌上,思考《新共和》的核心品质,我们将共同重新组建的《新共和》。虽然我们并没有这么明确地说出口,但无疑我们正在寻找一个共同点,一个可以相互团结起来的形容词。如果有白板,那么势必已经被我们的想法填满。“我们是理想主义者,”他最终这样说,“它将我们的传统往事与我们对解决问题的乐观态度联系在一起。”诚然,理想主义是一个叩开我心灵的词语,让我对重组《新共和》的前景感到不可思议的喜悦——“欣欣向荣。就是这样。”

我们对我们共同的理想主义充满理想。但从本质上讲,我对世界的看法是道德和浪漫的,而克里斯则是技术性的。他遵守规则,富有效率,善用组织图和生产力工具。在克里斯入手《新共和》二周年之际,他与我一起讨论了杂志的未来。在经历了几个月的下滑之后,他已经厌倦了。克里斯认为杂志需要更大的网络流量和更多的收入。 “为了拯救杂志,我们需要做出改变,”他如是指出。工程师和营销人员将在内容编辑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他们会为我们的新闻内容增加酷炫,创新的功能,有助于这些新闻在公众面前脱颖而出。当然,这需要钱,而相应资金将从对长篇报道的经费中支出。克里斯明确告诉我,我们现在是一家科技公司。 (但休斯否认这个说法)我回答说:“听起来好像我并没有资格运作这种公司。”但克里斯向我保证说完全可以。

两个月后,我从一位同事口中得知,克里斯已经寻找我的替代者。在克里斯炒我鱿鱼之前,我主动辞职了,大多数杂志编辑人员也都退出。他们的理想主义决定了他们将会站到克里斯唯心主义的对立面。他们不想为一家遵从硅谷精神而非纯粹新闻的出版社工作。他们愿意关注Facebook,却不希望自己的工作被Facebook所左右。《新共和》的变化,正是硅谷取代新闻业的典型。

数据将新闻变成了一种商品,要投放市场,经历检验和校准。在新闻行业的光鲜之下,这个行业正在一点点地腐烂。现在每个任务都要进行成本效益分析——文章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流量来证明投入合理?有时这种分析是明确而有目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依旧是一种潜意识和嵌入式的委婉语。无论哪种方式,这是一种行文思路,导致编辑们会考虑内容是否会有“不值得的努力”,或者担心文章是否会“下沉”。新闻的受众可能比以前更多,但是关于新闻的思维却更加狭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