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两会”的首场发布会，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的“首秀”出场，给媒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短短的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里，王国庆一共回答了媒体的17个问题，言简意赅、刚柔并济，说起故事，娓娓道来，言辞恳切。
“广电独家”再次见到王国庆，是在新闻出版界的小组讨论上。发布会之后的他，他依然马不停蹄，积极履职献策。与此同时，他也利用休息时间，经常关注着电视与网络等媒体对于“两会”各场新闻发布会、记者会的报道。
“那天我们政协的发布会，70分钟，我回答了17个问题；人大的傅莹主任那场发布会，101分钟回答了18个问题；王毅外长的那场记者会，两个多小时，回答了19个问题。” 王国庆一边比划一边蹙眉深思，“所以我在想，政协这场发布会应该还说是比较紧凑的，语言也比较精炼，我们把时间都充分利用上了。可以说信息量还是比较大的。”
但是新闻发言人的发布会总是一门“遗憾的艺术”。“这个里面不知道改过多少稿了，一直到最后上台前，还觉得可以再修改。”新闻发布的最高境界，在王国庆看来，尽管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价值的。“但还是有水分可以挤。有很多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展开说，有的想说，没有提问。”王国庆说，“从这些方面来讲，我想可能打60分就足够了。”
1、谈新闻发布会：还有很多题没有答完，有的想答没人问
王国庆此前有着丰富的媒体工作经验，被外界称为“新闻老兵”。
在十八大期间，王国庆就分管各场记者会的内容策划与主持工作。对于新闻发布会的流程非常熟悉。这次接下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这个工作，也并不陌生。“这些年在国新办一直做这些。尽管这些年我们自己出来说话很少，但是从主题策划、现场组织，从媒体报道评估整个这一套程序性的工作，应该说心里还是很有底的。”
王国庆表示，“一场发布会，太长了不好，一个小时左右差不多，这样大家的注意力也会比较集中。”他笑了笑，“但是正如参加考试，一份考卷还有很多题没有答完。只能给自己打个‘合格分’。”
【包括“双创”，以及维权律师、新闻审查的问题。都想讲一讲，但很遗憾的是，不能再延长了。来不及了。】
广电独家：在这次新闻发布会上，您还有哪些问题没有讲？
王国庆：比如“转基因”问题，这是公众非常关注的。在政协第一场记者会上，陈锡文委员就讲了这个问题，后来韩长赋也讲了。我给我的工作团队发微信说，当时我们的发布会上也可以讲一下的，呼应一下也许更好。
我们注意到，中央一号文件对转基因技术的表述跟以前是有不小的变化。以前基本上就两句话。一句就是要加强研发。这是世界上的一项新技术，美国在此早已抢先许多，这方面落后，或许会是历史性的重大失误。
另一句就是要慎重推广。我前不久去农科院听他们介绍情况，看到其实在实验室与实验的院子里，都在做相关研究。但目前商品化种植只有“木瓜”和“棉花”两种，要慎重推广。
而现在的中央一号文件里面加了第三条，要严格管理。管理要严格，对于转基因种子非法流入市场等，要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这其中就有政协委员的的贡献。
因为事实上，去年全国政协曾经专门就这个专题举行过双周协商座谈会。大家充分交换了意见，并就此达成了共识。全国政协的双周座谈对“一号文件”转基因技术的最新表述，是做了贡献的——因为提供了这方面的思路。
写完了“口径”，我们还是有点不放心，还专程拿给中央农办的同志，看这个说法是不是可以？他们的反馈是，开双周座谈的时候他们来了，并且仔细听了。听了之后他们觉得很重要，于是把这个就加进去了。当然他们原来也有这样的想法，但这次会议更加巩固了原来的想法：对于转基因技术就要严格监管、加强管理。而这正是我们政协在日常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
还有包括“双创”，以及维权律师、新闻审查的问题。都想讲一讲，但很遗憾的是，当天讲了17个问题，已经70分钟，不能再延长了。来不及了。
【我们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封闭备答，做了广泛、深入、全面的摸底，梳理出了1400多个问题。最后带到台上的文件夹里有22个问题，电脑里面有180个问题，在相关热点方面做了充足的准备。】
广电独家：您一共准备了多少问题？都做了哪些方面的准备？发布会是经过策划的吗？
王国庆：组织一场新闻发布会，尤其是只有一个小时，必须要精心策划。要把时间充分利用好，让发布会有序、实在，要把想讲的一些内容，都放进去。这次新闻发布会，首次把“交传”改为同声传译，也是为了节省时间，回答更多的问题，充实和丰富信息量。
在发布会之前，我与工作小组一起，进行了近两个月的封闭备答，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同时也与各有关部门的新闻办公室与新闻发言人座谈，做了广泛、深入、全面的摸底，梳理出了1400多个问题。其中重点准备的三十多个，最后带到台上的文件夹里有22个问题，电脑里面有180个问题，在相关热点方面做了充足的准备。
具体筹备过程中，先是与人大一起，组织央媒、都市类媒体、互联网，召开了座谈会，听听大家的意见。在此基础上，政协还专门请国内一些主要媒体开了一次“茶叙会”。“两会”召开之前，我们又开了一次会，问参会记者，如果明天要开这场新闻发布会，最想提什么问题？各家媒体都谈了一下，我们也了解了大致的方向，心里就有底了，在新闻发布会上也更加留意这些媒体的发问。
我把这个叫做“供需对接”——我是供信息的，你们媒体是需要信息的，这就叫“对接”，形成合拍与呼应，而非所谓的“安排”。几个主要问题，都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对接好，把我们想说的说出去。
此外，发布会过程中很多都是现场随意点出来的问题，比如当时点到那个尼日利亚记者提问。后来有媒体采访他，我才知道他是临时来的，刚到中国一个星期。在发布会上，我们政协的副秘书长看到他一直举手，就点他提问了。
他的问题确实在我们准备范围之外，但是也有相关，他提问的关于“去产能”与“放开二胎”的关系，我们这两方面的内容之前都有准备过，但是没有结合起来。在我看来，在发布会上，我们想重点说的就可以多讲一些，其他的简单回答，这样可以把发布会能开得比较“实”，尽可能信息量大一些。
2、谈发言人：“黄埔一期”印象深刻；要提升官员媒介素养
在过去十余年间，王国庆主持了几乎所有中央和国家机关等部门的新闻发言人培训工作，可以说是许多新闻发言人的老师。他笑称，“原来都是纸上谈兵，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我在培训过程中与大家交流的时候也是看得比较多，旁观着清。”
王国庆笑谈，过去总是作一个旁观者来给大家交流，作为一个新闻发言人应该具备什么素质、遇到什么情况应该怎么处理。这次是把自己推到台上去了。
“是不是战国时期的赵括，我就不知道了。也有可能说得头头是道，真正到真刀真枪要干的时候一败涂地也没准。当然后来还算幸运，媒体还是很支持的。现场没给我太难看，结束之后大家又给做了充分的报道，对我的在现场的表现也给予了充分肯定，所以我非常感谢媒体。”
在王国庆看来，作为新闻发言人，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是“代言人”的身份。“你在新闻发布平台上的时候，不是自己，应该想是代表你所代言的那个机构来说话的，这个定位一定要准确。比如说这次的政协新闻发布会，政协发言人就要讲政协。”
【新闻发言人不是娱乐角色。即便在美国也是一样，“政治正确”是必须的。】
广电独家：就各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来讲，哪些基本素质是必备的？
王国庆：作为新闻发言人的基本素质有以下几点：
一是政治素质。新闻发言人不是娱乐角色。即便在美国也是一样，“政治正确”是必须的。譬如白宫的新闻发言人，一定是要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与价值观的，在这一点上丝毫不含糊。作为新闻发言人，政治上一定要非常坚定，离开了这一点就无从谈起。
二是政策水平。我始终相信，作为新闻发言人，不管是哪个部门的，都是在解读政策，解读与国家大政方针相关的事情。如果没有相应的政策水平，只能是照本宣科读文件，这样的效果不会好。所以作为一个发言人，需要有这个政策水平，能把文件里面政策性的语言表述出来，转化成媒体公众能接受的方式。
三是业务功底。这其中包括两部分，首先，对于你所代言的这个机构、部门的工作，要非常了解、熟悉。比如作为政协大会的新闻发言人，难度就非常大。因为政协有9个专委会，34个界别，涵盖了工业、农业、科技、教育、卫生等方方面面。作为发言人，应该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讲，难度当然很大。所以在发布会过程中，我专门听取了九个专委会办公室的情况介绍。
其次，要懂得信息的传播规律，以及媒体的运作规律。一共就一个小时的时间，怎样更好地把给媒体提供有价值的新闻？不是把话正确地讲出去就可以了，而是要想到，我讲出去的这些内容，怎么能让媒体觉得有新闻性，有价值。再者，知识面要宽。
比如前几年当过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的，也是国新办的老主任赵启正先生，我非常佩服他。他知识面很宽。我开玩笑说，他那个大脑就是一个大容量的计算机，什么东西都很快，进去一个关键词就出来了。那几年大家对他高度评价，不是没道理的。作为新闻发言人，要内知国情、外知世界。
最后，当然很重要的就是个性语言和沟通能力。
【我不会去刻意追求一些东西。任何事情太刻意了，是要出问题的。】
广电独家：您如何评价自己的发言人风格？
王国庆：本色。顺其自然。开完发布会，让大家觉得我是一个能够沟通的人，就行了。
我认为每个人的语言风格、表述习惯，都已养成。现在我跟你是这么交流，发布会上只不过是人多一点，我还是这么跟大家交流。依然是这样的风格。我不会去刻意追求一些东西。在我看来，任何事情太刻意了，是要出问题的。
广电独家：这十多年里，我们国家的哪些发言人给您的印象比较深刻？
王国庆：有很多发言人非常出彩。外交部培养了一大批“明星发言人”。此外，我对于“黄埔一期”，也就是“非典”之后的2004年，参加国务院新闻办所组织的第一期全国新闻发言人培训的那些人，印象深刻。
那一批有很多人，比如公安部的武和平，卫生部的毛群安，教育部的王旭民，铁道部的王勇平，国家统计局的姚景源等等。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确实非常优秀。
3、谈新闻发布制度：2014年开始走出低谷
严格说来，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在2003年“非典”疫情之后才全面确立。而王国庆从本世纪初开始，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13年，全面见证了中国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在“广电独家”问起对于这一制度在我国发展的成效时，王国庆侃侃而谈，并表示，自己正在做相关的资料搜集工作，将启动编写《政府新闻发布会风雨十年路》一书。他把2003年一直到2012年这十年，我们国家的政府新闻发布制度、新闻发言人队伍建设等，归纳成“风雨十年路”。
“这不是我个人的回忆录。很多新闻人都表示，这将对我们国家的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和进一步完善，会有价值。现在来看，工程量还是挺大的。”王国庆说。
广电独家：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目前走到了什么样的阶段？您认为，这些年有哪些变化？
王国庆：总体来说，我国新闻发布制度一路走来，已经到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阶段。我记得在本世纪初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给当时的新闻发布制度打分，给了“70分”的及格分。这些年，我觉得是在逐渐完善，越来越成熟。
当然，中间也经历过比如说2011年“7•23”动车事故发生以后，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那场发布会给大家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这不是新闻发言人的责任。还是我们新闻发布制度不太完善、不太规范所暴露出了的问题。
【7•23动车事故那场新闻发布会成了一个低谷。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或者重大事件的时候，主要负责人应该成为第一新闻发言人，他应该出来。】
广电独家：具体是什么问题呢？应当怎样做更好？
王国庆：比如当时发生那么大的事情，时任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的王勇平应该到现场了。但是没让他去，而到了马上要开发布会了，才让他过去。去了以后，他什么都没准备，什么情况都不知道。而且，那场发布会当时或许有铁道部的有关主要负责同志出席，可能更好一些。
按照中办、国办最新的文件要求，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或者重大事件的时候，主要负责人应该成为第一新闻发言人，他应该出来。像7•23出了那么大的事情，当时如果铁道部的主要负责人出来的话，可能情况就不一样。结果王勇平被推了上去，结果那场发布会成了我们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发展历程上，算是走入了低谷。
一直到我2013年离开国新办行政领导岗位时，我都这样说，新闻发布制度一直是在低谷，L型，就在下面的低谷一直出不来。
广电独家：现在这一制度发展得怎么样？
王国庆：现在已经上来了。从2014年开始，国家开始推动，国务院也更加重视。国务院后来还专门有一个副秘书长与国新办一起来协力推动。并且国务院还建立了“吹风会”，每个星期都有活动，又发了100号文件来加以推动。
去年一年，国新办共举办了一百多场新闻发布会，前两年不愿意露面的一些部委的一把手，现在都出来了。“两会”之前包括徐绍史、苗圩等有关部长，都到国新办那边去作政策解读，我们的新闻发布制度在整体生态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对于中国的新闻发布制度，我一直充满信心。印象比较深的是白岩松在2013年的一期节目里曾经说，“新闻发布制度的十年，有的时候会让人感觉就跟中国足球一样，不进反而在退。”但即便在7•23事故舆论上非常不看好的时候，也没有谁说新闻发布制度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我们尽管现在还有一些困难，咬咬牙、往前挺，这件事一定能够做好。
【目前不愿意讲、不敢讲、能推就推这种情况还是有的。怕说错话。】
广电独家：新闻发言人制度在推进的过程中有哪些难点？上升空间又在哪？
王国庆：目前从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大家对于政府的新闻发布工作、党委的新闻发布工作，都相当重视。中办、国办又专门发文，对于进一步推进政务公开提出了更多具体的要求，包括对各级政府的主要责任人都明确提出，要当好第一新闻发言人。这是观念、认识上很大的进步。
但是现在要真正做到层层落实，还有一段距离、还有空间。现在不少地方还存在对新闻发布工作重视不够。此外，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新闻性、针对性、舆论引导的有效性，现在也还存在很大的差距。2009年的时候我就提出，“要把政府的新闻发布活动成为媒体报道我们政府工作的主要信息源”，但到现在还没有实现。
此外，虽然两办文件里，要求要当第一新闻发言人，但现在很多人还没有真正从认识、责任、觉悟上感觉到“我应该做。”目前不愿意讲、不敢讲、能推就推这种情况还是有的。怕说错话。
广电独家：您认为哪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比较难做？哪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比较重要？哪些部门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王国庆：外交部就做的很好。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那些部门的新闻发言人都很重要，比发改委、教育部、卫计委、公安部等等，因为关系着百姓的衣食住行与国家的整体发展。重要的往往也很难当，这都是考验啊！
【“两会”新闻组这几年也一直在跟部长们做工作，让他们别跑。其实这些部长们，满脑子的智慧，满肚子的信息，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更加宽松、宽容的舆论环境，让他们别怕，即使说错话了，有机会解释几句，媒体们不要不依不饶。】
广电独家：“两会”的“部长通道”已成为记者们获得一手信息的第二现场。从过去的“拦部长”“请部长”到如今的“部长主动上前”，您对于部长们越来越主动与媒体交流的姿态怎么看？
王国庆：在“部长通道”上被追得多的，也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部门，比如看病难，要找卫计委主任，看有没有办法解决？比如学区房问题，也是同样如此，问问教育部长下一步的措施，等等。记者所提出的问题其实反映的是公众关切。
“部长通道”的设立非常好，是我们主动做工作的一种方式和态度。我一直坚信，政府在做的事情，宗旨和出发点都是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当然现在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大家可能有想法、有意见，这也很正常。
比如说个学区房问题，我想也不是教育部想要把学区房卖到几十万一平米。如果我是教育部长，我也说不清。可是作为教育部长，就得说清楚。沟通了就好办了，我们把问题提出来一起研究，然后跟大家讲清楚，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解决不了？下一步怎么办，怎么去化解，等等。
在我看来，“部长通道”的设立，是创造了越来越多的沟通机会，也是倒逼我们有关部门去思考一些问题。我们的“两会”新闻组这几年也一直在跟部长们做工作，让他们别跑。
前几年，没拦开之前，部长在前面跑，摄影师就扛着摄像机在后面追，在人民大会堂的大过道上，成了一道景观。其实这些部长们，满脑子的智慧，满肚子的信息，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更加宽松、宽容的舆论环境，让他们别怕，即使说错话了，有机会解释几句，媒体们不要不依不饶。只有这样，今后才能形成一种更好的良性互动。
“两会”是一年一次，希望以后还能够有更多的诸如此类与部长直接交流的机会，定时定点，形成常态化。
4、未来方向：新闻发言人要专职化、常态化；营造更宽松的舆论环境
王国庆对于新闻发布制度的发展，充满信心。但与此同时，也提出了一些建议。作为政协委员的他，在这几年的提案中，他一直在关注这些问题。他呼吁，媒介素养应列入领导干部选拔任用与考核的条件中，并建设我国新闻发言人专职团队。
广电独家：这些年来，您一直非常关心与关注新闻发布制度的发展，在这方面都有哪些提案？
王国庆：去年我写过一个提案，关于领导干部的媒介素养问题。我建议，媒介素养应列入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考虑条件，以此来督促领导面对媒体。此外，领导干部平时跟媒体打交道的成效，也要纳入业绩考核。但坦率来讲，考核就得量化，当然这个量化是很难的，因为评价标准不好确定。现在有关部门正在研究，需要要有个过程。
此外，要加强对于领导干部开展媒介素养培训。选举政治出来的西方的那些政客、官员，他们都很会演讲，知道怎么用媒体。而我们不是，通常所受的教导是要埋头苦干、多做少说，做无名英雄。并且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崇尚那种抛头露面，中国人比较含蓄，所以很多人可能不太会讲。
在这方面需要加强培训，来提升他们的能力水平。所谓“艺高人胆大”，有本事了，他就不害怕了。现在我们有一些领导干部在内部讲话的时候没问题，可以讲得很好。可是一旦面对记者、面对摄像机，就容易满脑袋冒汗，一紧张脑袋就空白了，然后雷人雷语就出来了。
媒介素养教育不仅仅是当了领导干部以后培训。需要将其纳入国民教育，中小学就得培养孩子。尤其是进入当今全媒体社会，所面对的媒体环境越来越开放了，想躲是躲不了的。所以应该从小就培养，要学会如何面对媒体。
此外我还呼吁，需要共同营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现在不少官员、新闻发言人，不敢说。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怕说错话，说错话穷追猛打，媒体不依不饶。可能有时候因为一句话，媒体、公众不够宽容，倒逼着政府那边也不宽容了。
广电独家：有具体的例子吗？
王国庆：比如福建长乐市的某环保局长，记者采访他，后来把他给说急了，他说“我的电话是什么人都能打的吗？”报道出来是这句原话，但是后来我听福建的同志们说，那时候他还是用方言讲的，不完全是这个意思。但是记者就听了就这个意思，然后就给它报出去了，形成了巨大的舆论压力。
当时他们市委刚刚换届，事情非常多，又出这个事情，领导也很恼火，把他免职了。恰好我在福建，他们跟我在车上聊天时候也谈到，其实大可不必这样，如果就为了这句把人家免了，那多不合适。
我想，这个干部大概一辈子也高兴不了，心态能好吗？有时候媒体舆论不宽容、公众舆论不宽容，倒逼领导没办法，息事宁人，先把舆论给平息下去再说，只能是丢卒保车。
现在很多地方和部门的新闻发布会可以说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手里面没东西。因为有其他好多事情要做，不可能把时间精力都放在这个上面。
广电独家：有人说，官员不好当，新闻发言人更是始终会处在舆论的风口浪尖，是“风险职业”，你怎么认为？
王国庆：去年我还有一个提案。关于新闻发言人的专职化问题。平时我们发言人多是兼职，要把这项工作能够做得更好，这种兼职现在看来确实比较受影响。因为兼职的发言人，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作，新闻办公室基本上是一个机构，两块、三块牌子挂出来的，所以本身应该有很强的团队，做主题策划、内容安排、现场组织、媒体报道、情况收集、报道效果评估……那么多工作，开完发布会就没人做了。
现在很多地方和部门的新闻发布会可以说是“狗熊掰棒子”，掰一个扔一个，手里面没东西。因为有其他好多事情要做，不可能把时间精力都放在这个上面。这样呢，我们的新闻发布水平也就提升得很慢。建议把新闻发言人作为一个新设专业技术岗位，增列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专业技术岗位序列里。
当然专职化里边有很多问题了，牵涉到编制、职数等各种问题。但我们还是需要继续呼吁，因为如果要想真正把新闻发布成为媒体报道政府工作的主要信息源头，目前差距很大，不是专业的是做不好的。
广电独家：从国际范围来做一个横向比较，我国的新闻发布制度目前处在怎样的水平？有哪些可以从国外吸收借鉴？
王国庆：我这些年也做过很多调研，委托一些使领馆帮忙调查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新闻发布制度。整体看来，目前我们还没有能够完全做到把新闻发布、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利用其它的方式发布信息，成为执政的重要内容与组成部分。特别越是到地方，意识越是不足，觉得可有可无。现在媒体记者采访，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得不到。在这个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
我们的新闻发布会目前的新闻性、针对性、时效性还有很大的问题，整体制度还不完善。西方在这一点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地方。比如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早上上班，先到国务卿的办公室。大量的工作就是收集一天的舆情，早上上班前就已经准备好了，放在国务卿的桌子上。
所以新闻发言人早上一上班，就到国务卿的办公室分析舆情，有什么事情我们应该值得关注的，或者有什么事情对我们是不利的，要做舆论应对。而这一天我们有哪些是要主动发布的。他们事先就商量好了。
新闻发言人从办公室出来，就跟白宫、五角大楼等几个主要机构进行沟通，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电视电话会议，然后进行相关的信息披露。他们的信息发布是要进行流量调控的，而非单纯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主要的部门在协调方面都有着很完善的一套程序，可以说是高度重视。
不少西方国家，虽然政府人员比较简减，但他们的新闻办公室很强，专职团队在做，很庞大。并且不少国家的新闻发言人都有新闻从业经历。这些方面我们都得学。新闻发布制度要想真正做好、实施好，不容易啊!
广电独家：谢谢您接受“广电独家”采访。
（来源：中国广播影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