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5年，一拨又一拨的媒体精英们离开了自己从事多年的岗位，这种现象有的人认为是个人利益驱使，也有的人认为传统媒体不行了。

知名期刊《新闻记者》近日刊发了由陈敏、张晓纯的文章《告别“黄金时代”：——对52位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内容分析》。文章从几大方面分析了传媒体制的禁锢、新技术的冲击、媒体经营的压力以及个人职业规划等四个方面，是媒体人阐述自己离职理由时的主要归因。

以下为正文：

2015年11月，原北京日报社副社长李洪洋、新京报传媒副总裁刘炳路、网易新媒体中心总监龙志先后离职，再加上之前9月份，原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郎永淳、张泉灵离职，传统媒体人频密的离职事件一次次引发公众的关注和讨论。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陈敏和张晓纯对2009年～2015年间52位媒体人的离职告白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传媒体制的禁锢、新技术的冲击、媒体经营的压力以及个人职业规划等四个方面，是媒体人阐述自己离职理由时的主要归因。

体制禁锢：理想遭遇折磨，媒体人渴望更自由的表达

笔者在进行离职文本的内容分析之前，一个初步的预设是：报道空间的受限、传媒体制的禁锢是媒体人离职的重要原因，他们应该会在文本中大量分析、批评这种现状。但在梳理文本后却发现，52个样本中，只有5人较多地阐述了体制方面的影响，其中3人来自央视。

比如，崔永元抱怨在中央电视台做节目，题目遭到枪毙是常态，“报题按两个月算，九期节目，至少要报二十到三十个题目”，“这样的事后来越来越多，忍无可忍，到1999年我顶不住了，我厌烦了”。

从三位原央视记者的讲述中可以看出，报道选题被毙，且这一情况长时间、大量地存在，直接影响了记者的工作热情，尤其是和新媒体相对宽松的报道空间进行对比，这种传统媒体内部的禁锢更让媒体人感到苦闷。

原《京华时报》记者康少见提到：“近两年的纸媒，尤其是传统媒体深度新闻的操作遇到了很大的政策性限制。我入行12年，这两年感觉到政策的变化给深度新闻的原创部门带来很大压力，无论是记者还是上层的副总、总编辑，压力都特别大。很多我们感兴趣的选题都没办法操作，也没办法开发和运营。需求和现实的矛盾会让人特别难受……这种煎熬很难去适应。我已经咬着牙适应了3年，现在真的觉得应该寻求些变化。”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对内部束缚表达不满的媒体人基本来自央视和市场化报纸，但这样的话，对于新闻行业争取外部普通公众的理解和支持，了解传统新闻人出走时的内心苦闷，揭示新闻行业转型中遇到的制度瓶颈，就显得不够了。

技术冲击：新媒体崛起，媒体人感慨“黄金时代”不再

身为媒体人，他们往往能够较早地敏锐感受到新技术给传统媒体带来的冲击，从《南方都市报》跳槽到网易、后又从网易离职创业的龙志认为，“除了大家经常抱怨环境不好，更直接的是来自外部，来自网络的冲击，更先进的技术，实实在在地冲击了传统媒体”。

原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制片人马东从开机率下降的数据，意识到这个行业“从根上发生了巨变”，“如果对此麻木，就不是一个敏感的媒体人”;记者王晓亮称，“2013年，都市类媒体真正意识到了寒冬……在新闻法尚未出台、职业化还未成型、新闻专业主义还没来得及建立的时候，都市报已经进入末日黄昏”;原《东莞时报》编委高宏利称自己“既抓住了纸媒黄金十年的尾巴，也慢慢看到了危机四伏的星火”;傅剑锋则感慨，“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已经完全被互联网所替代了……传统媒体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下一个黄金时代一定是互联网的了”。

“生态系统被打破”、“黄金时代过去了”、“身处夕阳行业”、“传统媒体天平翘起”、“沉没的巨轮”……将上述媒体人对传统新闻行业的比喻意象放在一起，可以很清晰地勾勒出他们对传统媒体无可挽回地衰落的悲观心态。

而这种说法，早在2010年末，面对刘东华的离职，曾任《京华时报》总编辑、《中国周刊》执行社长兼总编辑，时任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的朱德付就提出，“这也是在向一个时代告别，而那个时代，充满了光荣与梦想”。朱德付称，从2005年前后开始，传统媒体已经基本走完了它的生命周期。新媒体的冲击让传统媒体成为强弩之末，像刘东华这样的老媒体从业者已无法再在这个领域超越自我，选择转型是一种对历史潮流的顺应。

不过，被迫离开央视的媒体人王青雷坚持认为，不能将当下中国传统媒体衰落的现象过分推给技术因素，“现在有很多人认为，这场变革的本身是技术革命的结果，因而传统媒体的溃败无可挽回。坦白地说，在中国，这是一个并不完全正确的结论。包括央视在内在中国传统媒体，真正的溃败原因不是无法对抗新媒体的冲击”。

而2015年12月刚从《南方人物周刊》主编岗位离职的徐列也认为，“记者并没有衰落。现在是传统媒体衰落、新媒体兴盛的时代，而记者永远处在黄金时代”。

尽管有记者将自己的离职视为“从旧体制里逃离出来”(王晓亮)，但仍有部分离职媒体人，如原《南方周末》记者叶伟民、方可成，拒绝用“逃离”来形容自己和新闻的关系：“不希望用‘逃离’这样的词来形容自己的选择。我从记者经历中获益颇多，这一行业的吸引力也并非同行们自嘲的那般不堪(方可成)”;“并不是理想本身产生了动摇，而是实现理想的方式和手段正在变化”，叶伟民产生“强烈想走出去的想法”，看看个人以及这个行业到底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和可能性，他认为自己是带着这样的好奇走出来的，绝非“逃离”。

应当说，记者们谈论“逃离”与否，往往是就原机构和体制而言的，对于新闻行业本身，他们即使离开，仍不吝赞美。“新闻媒体是伟大的行业(徐洁云)”，“对于新闻，我没有半点抱怨和不值，我把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这样一个充满荣光和骄傲的行业，无悔(张国栋)”，“虽然现在大家都不愿意谈责任和理想了，但在电视节目中还需要责任和理想”，“拥有话语权的新闻工作者，应该用你的价值观和审美观引导观众，而不是一味迎合，这非常重要(白燕升)”。

营收压力：采编不如运营，媒体人担忧减薪甚至失业

至少有6位媒体人在离职告白文本中谈到了传统媒体在经营方面的困难，这种困难未必是自己所在媒体已经遭遇到的，更多的是整个行业的、带有恐慌传染情绪的经营困难，“全国很优秀的纸媒(能排到全国前十的纸媒)，经营收入很多都降了四五成，而且相对于去年同期是亏损的，这就让员工对未来、前景有很大担忧——哪天这个媒体不在了怎么办，失业怎么办(康少见)”;媒体人已经意识到，“形势比人急(胡赳赳)”，“却又没有一个好的应对策略(江雪)”，“纸媒的日薄西山之势无法阻挡……即使如澎湃新媒体的尝试，亦未让人看到经营模式的希望(张国栋)”。

原《外滩画报》总编辑徐沪生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自身转型原因时就谈到：“但凡纸媒能再活5年，我都不会出来创业。之前的老板待我不薄，薪水很不错，我个人又几乎不花钱，骑车上下班。但是，形势逼人，不创业就要失业。”

媒体经营压力之大已经从经营部门传导到采编队伍，甚至开始直接影响记者的薪酬和地位，这让习惯于只考虑内容生产的传统媒体人感受到巨大的心理落差，原《南方都市报》编辑黄长怡在离职告白中提到，“那个时候的纸媒更纯粹，只对内容谈内容，做报道就是做报道，媒体人觉得自豪的地方在于采编和内容的彻底独立，采编不管经营怎么样，只做独立的内容，但现在是很难实现的，现在媒体不管是任何一个环节都要至少考虑能不能传播起来”，“呈现一种‘采编不如运营’的趋势，现在能直接拉动业绩的是经营部门，采编似乎没办法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认为资本不在乎新闻、不重视高品质新闻的想法，厄舍(Usher)在对离职媒体人的研究中也发现类似现象，但该文认为，以为过去的黄金时代更重视新闻理想，可能是一种错觉，那只不过是因为过去媒体经营上没有压力，有钱投入内容生产而已，媒体盈利的好处是可以做高品质新闻，而不是相反，不能倒果为因。

当然，尽管收入方面是短板，但传统媒体行业的“自由”仍是不少离职记者所怀念的，原《南方都市报》记者张国栋在长微博《和泪埋葬理想》中说，“这份职业除了没有达到财务的自由，但时间、空间、心灵的自由，在离开她之后，才发现这些是何等宝贵和不易”，记者郎朗也认为，“在媒体的收入可能不高，但是在时间上你是自由的，也就是性价比还是不错的”。

个人选择：求新求变，媒体人重新规划职业生涯

在梳理媒体人离职文本时发现，他们其实花了更多的篇幅在阐释自己的职业选择，这种在公开文本中与自己的对话，似乎更多的在说服自己、解释自己。

武卿在解释自己写离职告白的原因时分析到，一方面，对央视也许有种“对恩师的感情”，另一方面，“我需要给自己一段历史做结，我们文科妞、媒体人，有时候就这么‘能扯’。此外，有些东西，我要释放，释放之后才能放下。还有，作为媒体老兵和创业新兵，我需要和用户、关注我们的人沟通，告诉他我是谁、价值观是什么——写文章是我的方式”。

对于离职记者的这种“情怀”，学者魏武挥分析，在职业转折当口，那些离职创业的媒体人尤其需要说服自己、为自己打气。

媒体人离职：这两年，好多个“时代”结束了

一有资深媒体人离职，都会有人说“一个时代结束了”，这两年“时代”这东西好容易结束哦。

从2014年开始，各大媒体资深大编、名记们开始了所谓的“人生新旅程”，离职、思考离职、回顾离职、撺掇着别人也离职……以各种姿势向媒体这个行业大喊：哥/姐不干了!

虽然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可现在是“后浪”还远着呢，已经看到“前浪”们纷纷转舵奔向新的大海了。问题就是：是跟着前辈们赶紧的转向陌生的新海，还是按步前行，等待自己“拍死”在沙滩的那一天?

To干or not to 干，这种纠结只能用“唉呀妈呀”来形容。一个人从岗位离职，去前往新的岗位，粗算出来有三类理由：给钱少、有新路径、累了。

·钱

媒体人说“无冕之王”也好，社会的“监视者”也好，从工作形式来看就是一群上班族，薪资自然也停留在工薪阶层。而与普通上班族不同的是，媒体人、尤其是做财经报道的记者编辑，在工作中所接触的人大部分都比自己挣得多。

艳羡人家挣钱多少的问题是其次，大部分媒体人都有一个通病，那就是在智商和知识积累上的优越感：看见个老板谈商业模式如此常见，就会以为“哼，这活我也能干”;采访个学者、官员说出自己早已心知肚明的观点，就会以为“哎呀，我就知道”……

“当你知道的越多，你不知道的也就越多”，很多资深媒体人侵染在领域多年，对其理解之深之广是有可能超过普通从业者。但对资浅者来说这种智商上的错误优越感就成了我等躁动的一个因素，也成了盲目改变职业轨迹而再次成为“小白”的动力。

而同时，新闻报道这种信息产品是很难直接用金钱单位来衡量，所以也导致了媒体人对自己生产价值的迷惑。由此也衍生出与很多行业从业者相同的问题：媒体人的理想薪资水准往往不是从自己生产的产品来计算的，而是以自己的需求计算的——上有老下有小就多，无牵无挂就无所谓。

还有一点是很多媒体人自己不愿承认，就是你1万块月薪的大编，和4000块月薪小编，在当前的资讯转型大潮之下，产出效果很多时候是一样的。

而当内心深处发现这个残酷现实之后，离心力的转轮就会飞快地提速。

·新路径

事实上，每一次媒体出现新平台变化时，都会引发媒体人的所谓“离职潮”。90年代电视报道力度不断升级，从报纸走了一批人;世纪交替之时门户网站崛起，从报纸、电视走了一批人;现在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微博、微信、APP移动端口火的不行，又从报纸、电视、门户走了一批人。

挺有周期性的对吧?当“自媒体”出现之后，所有的网站、视频、报纸、电视一群无论诞生时间长短，一瞬间似乎都成了“传统媒体”。划分“新旧”的那根线似乎一直在跟着时代向前推进，而后面的“旧”也跟着越来越长。

都说自媒体对媒体的冲击如此剧烈，使媒体人相继离职开始创业。可媒体人是以信息为原料做加工工作，而信息的消化本身其实是个学习的过程——当你连毛都没长齐，谈何玩转?

资深者的离职转型，无非就是在工作中学习的多了，艺多不压身，换条新路走。而面对自媒体的冲击，提个问题：没了自媒体的所谓“旧媒体”，是能继续生存的，而没了“旧媒体”的自媒体，能独立生存么?没有原料的精加工不过是一大批空厂房罢了。所以二者不是“取代”的关系，而是时间相对一新一旧，产业链条一枝一根的关系。

一法通、万法通。从个人来讲，每一个资深媒体人都有自己的意见领袖特质，而资浅者只凭着智商上的错觉和新潮事物好奇，不是说玩不了，但空间总归没那么大。

·累了

新闻菜鸟们是憋屈的，不管是真理想，还是专业惯性，进入行业之前的所有美好憧憬，初入行时因知识面的欠缺产生的紧迫感，都还没有来得及好好平息，“行业系统性崩盘了，赶紧离开吧”的劝说就如泻湖般扑面而来。

当前的媒体行业就像一个充斥着优质单身女性的俱乐部。刚入会的还是小姑娘的都会说：本小姐聪明腿长颜值高，不是个高富帅不嫁的嘞;过了好几年就会变成：等累了，想嫁了。

于是乎，稍微靠谱点的“男人”来一追就到手了。

不管我等的自尊心是否愿意承认，但客观现实就是，无数的优秀媒体人就是这样离开了版面和头条，成为了一个一个嚷嚷着要让自己新老板上版面和头条的人。

这不是节操不节操的问题，这是一种行业的寂寞，一种人人都在孤芳自赏后认清现实的寒冷。为什么一有资深媒体人离职，就会在自己的感慨中向离别的同事们用上“坚守”这种壮烈的词汇?

在尊敬曾经战友的同时，无意中也表达了：别了，情怀，哥/姐去欢喜了。

（文章来源：新闻记者 ID：shxwjz 作者：陈敏、张晓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