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报新年发行量纷纷报捷,体制优势并不能带来“第二春”

党报营收的逆势上扬,在纸媒境遇不佳的大背景下可以算是一个“意外”,但也都在情理之中。

2016年末,又有几家报纸宣布停刊。不少人认为,网络媒体时代,纸媒式微。然而,作为纸媒中的特殊群体,党报的营收情况却在逆势上涨。

数据显示,《南方日报》报纸发行量近三年连续增长,2015年、2016年和2017年发行增长率分别为0.73%、1.2%和3.6%,“2016广告收入、新媒体收入、商业品牌广告全线飘红”。

一张光明日报社内部传出的图片显示,《光明日报》2017年征订数突破95万份,创造35年来最高纪录。

党报营收的逆势上扬,在纸媒境遇不佳的大背景下可以算是一个“意外”,但也都在情理之中。

特殊属性得以独善其身

所谓党报,即中国共产党各级党委机关报,直接受各级党委领导,承担了绝大部分政治传播功能。党报所具有的的权威性、针对性和公益性,也使得其不同于其他市场化导向的媒体。也正是基于这种特殊属性,从辐射范围和传播能力来看,党报的生存状况要远远好于一般的市场化传统媒体。

党报逆势上扬在最近几年也备受业界关注。有文章曾总结了纸媒下滑背景下党报逆势上扬的几大原因,主要还是在于“特殊性”。党报的权威性使其在品牌与形象宣传方面拥有绝对的优势,这也使得党报成为一些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公告投放的主要平台。

此外,在联手一些政府部门、国有企业机构举办活动时,党报也具有与生俱来的背景优势。

就当下而言,几乎每家媒体都在走融合转型的道路,都在通过互联网转型重建与用户的连接。但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长期的、大投入的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媒体融合转型之路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的保障。从这个方面来说,党报的资金保障是市场化媒体所无法企及的。

在市场化媒体中,关停并转的局面从未间断。2016年年末,又有几家纸媒关停。虽各有原因,但无一例外都备受新媒体冲击,营收状况下滑严重。与此相反的,党报受益于特殊属性做到了独善其身。

发行量逆势上扬意味着党媒第二春已到?

《南方日报》报纸发行量近三年连续增长,《光明日报》2017年征订数创35年来最高纪录。据《人民日报》内部人士透露,其发行量也有所增长。《南方日报》也就此制作了一个H5向外界表示,“不忘初心,感谢有你”。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高级经济师郭全中告诉蓝鲸传媒,党报发行逆势上扬是正常的,一方面党报是行政订阅或者是类行政强制订阅,另一方面党费的严格交纳,也为党报的发行提供了较好的外部环境。在这些层面上,市场化报纸的订阅渠道也是远远窄于党报的。

党报发行量逆势上扬,这些亮眼的成绩是否就意味着党媒第二春已到?

复旦大学上海新媒体实验中心特聘研究员蔡伟认为,意识形态的惯性和焦虑,促使了党媒的勃兴。但这不代表党媒第二春,这只能说是党媒的短暂红利期。一旦各种互联网工具被成熟利用,并拥有了理论上的新范式,那党媒的红利期也就开始消退了。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志安也曾在文章中写道,听说中原某省省委书记上任后,到该省省级党报视察,社长趁机提出:作为人口大省,党报发行量才20多万份,实在令人不堪,而A省某报、B省某报都有50万发行量……书记一听,当即指示:明年征订,也要搞到这个数字。次年,宣传部门下达的征订任务边“翻番”,全报社“欢欣鼓舞、奔走相告”。

党报或难“反哺”都市报

曾有观点认为,纸媒里第一个死的一定是都市报。2016年末,两份知名都市报相继宣布休刊,这一观点再次引起议论。

1997年至2012年,被许多媒体人称之为中国都市报的黄金时期。因而有媒体人感叹自己赶上了中国都市报黄金十五年的末班车。动辄上百个版面的都市报,内容从国际新闻、全国新闻、区域新闻,再到娱乐、体育、文化、科技和军事等方方面面。虽然这些版面现在依旧有,但早已找不到往日的那种感觉。那时的许多精彩版面被人剪下留作收藏,一些名篇并广为传颂。

这段时间,也是都市报最赚钱的时候,都市报是党报报业集团的利润支柱。

然而,当年以信息全面且及时著称的都市报,优势早已被互联网冲刷了一遍又一遍。曾被广为赞许的新闻操作手法与社会引导功能也渐渐殆尽。新媒体发展迅猛,在纸媒的剧变中,都市报首当其冲成为受难者。移动互联网的变革也改变了大众的阅读习惯,愿意读报的人越来越少,愿意主动去买都市报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如今处境愈加艰难的都市报,面临的更多是关停并转的命运。发展势头越来越好的党报并没有选择“反哺”都市报。在转型这条道路上,都市报的使命或许决定了它最终被抛弃,并冠之以“告别纸质版,实现向互联网新媒体彻底转型”的理由。

郭全中认为,未来传媒业的整合趋势,一方面是以移动互联网巨头的倒整合为趋势,另一方面则在于打造移动互联网平台的跨界整合。“有这种机会的媒体不多,都市报基本没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