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前华裔警员梁彼得因巡逻时，因枪支走火致黑人青年格雷死亡而被控梁彼得过失杀人、二级攻击、二级疏忽致险、刑事疏忽杀人和渎职五项重罪，该案于当地时间4月19日正式宣判。主审法官陈丹尼宣布梁彼得犯有刑事疏忽杀人罪，而非陪审团原先裁定的过失杀人罪。梁彼得被判5年缓刑，执行800小时社区服务，无需入狱。宣判结果再次引起舆论讨论。

争议焦点：判决是否公平？

争议焦点无疑在于判决是否公平？舆论分拨成两方，一方认为梁彼得罪有应得，另一方则认为此案没有得到公正审判，梁彼得是“政治的替罪羊”。

1.“罪有应得”

该观点与梁彼得案陪审团的裁定理由相似：一是枪响后5分钟没有报警，“见死不救”；二是对“手枪走火”存疑。

首先，根据梁彼得搭档Landau的证词，梁开枪后第一时间去找子弹外壳，并亲口说“他要被炒掉”；然后他不肯让Landau通报总台，要求先打电话给上司寻求帮助，接着失联长达6分半钟后才回应总台的呼叫（以上几点他在庭审中承认，并解释为不想惊动其他人）。控方用“Careonly about himself in the minutes after firing，not whether anyone had been hurt”来形容他，换言之，梁彼得没有尽到一个警察应有的责任和义务。

其次，有专业人士分析称，事发时梁彼得使用的是一支格洛克G19手枪，这是纽约巡警的标准装备。根据报道，纽约警察局为了防止误击，所订购的G19都更换过扳机弹簧的定制版，扣发力度达到了12磅（约合5.44kg），诉讼中经过检测，梁的G19手枪实际扣发力度为11.5磅。而且在审理过程中，陪审团12位成员都亲手试过这把手枪，给出枪并不容易扣下扳机，事件的发生不可能缘于不小心走火，而只能是扣动了扳机的判断。

2.“替罪羊”

对于“罪有应得”的证据支撑，异议者将此指向纽约警察局是否该派遣缺乏训练的新人警察到高危险地方巡逻、以及管理警察在面对紧急状态的操作程序等议题。更激发舆论情绪的是，维权者们认为此案没有得到公正审判，梁彼得是“政治的替罪羊”。据美国媒体报道，梁彼得是2005年以来纽约首位因为在执勤过程中致人死亡而被定罪的警员。

数据显示，在过去15年间，纽约一共有179起警察持枪杀人事件，但在梁彼得案之前，只有3名警察遭起诉。虽然每起事件的具体情况有所不同，但一般检方往往在考虑执法部门公信度、警方名誉以及警方和检方关系之后，不会起诉涉事警察，更不会走到陪审团程序这一步。在纽约，警察被大陪审团起诉乃至出庭受审的案例堪称罕见，也因此，这次审判引起媒体和社会大众的高度关注。有媒体指称，此案发生在美国“警民情绪趋于对立、多地警察导致非裔青年死亡却未被起诉”之时，在案件进入司法阶段后，警局和警察工会也并未真正全力支持梁，这些都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华裔遭到“区别对待”。

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发表《就梁警官事件告华人同胞书》称，“梁警官事件再一次提醒我们，民主与法治并非免费的午餐，她需要每一位华人，每一位公民的积极参与来培育和维护。”换言之，政治冷感使华裔成为了被主流政治边缘化的族裔，然而梁彼得案当头一喝——“如果你不发出声音，你的权利可能会被剥夺或被忽视。”《纽约时报》4月17日评论称，梁彼得被判罪名成立，“触动了在纽约亚裔群体中长期存在的一种不满情绪。他们将此次发生的事件视为一个无力反抗的边缘社群遭恶劣对待的又一个例子”。

3. 案情“逆转”

梁彼得案原定于4月14日宣判，而在13日下午，韩裔法官陈丹尼在纽约布鲁克林高等法院主持了针对该案9号陪审员瓦格斯的听证会。据称，瓦格斯的父亲曾因过失杀人罪坐牢七年以上。两个多小时的听证会后，陈丹尼宣布14日下午继续举行听证会，并宣布将梁彼得案的宣判时间推迟。

同时，主流媒体的报道立场也出现了转折。4月13日，《纽约时报》撰文称，自始至终，梁彼得的案子就被卷入进民众对警察暴力执法愤怒的漩涡，但实际上，该案件和其他警察射杀平民的案件并不完全相同。比如，梁彼得和瓦格斯之间没有发生对抗和直接互动，子弹是反弹击中格里；就连主导调查的地方检察官汤普森都承认，没有证据表明梁彼得蓄意杀害甚至是伤害瓦格斯，因此建议法官，为梁彼得免于刑期。

美国东部时间4月19日下午，纽约布鲁克林最高法院韩裔法官丹尼·陈宣布，梁彼得犯有刑事疏忽致人死亡罪，而非陪审团原先裁定的二级过失杀人罪，判处其5年缓刑以及800小时社区服务，免于坐牢。此外，梁还因渎职罪名被判3年缓刑。两项缓刑同时执行。

量刑低于预期，罪名得到减轻。法官解释称，检方未能就二级过失杀人罪提供足够证据，即未能证明梁彼得“有意识地忽视一个真实的、无可辩护的死亡风险”“考虑到被告的阅历和悔恨程度，在此案中，没有必要把被告监禁才能取得一个公正的判决”。

舆论、媒体、司法的微妙博弈

“种族因素让这部大戏的脚本又多出一层深意”，布鲁克林律师协会主席亚瑟·L·艾达拉说。那么，是什么让本质上只是一个司法案件的梁彼得案沾染了“颜色”呢？本文无心审判此案是否公平，而是企图看到其背后所折射出的“舆论、媒体和司法这三者之间的微妙博弈”。

毫无疑问的，维权运动是舆论与司法博弈的一个直观体现，实质上，维权运动是表达自由权与公正审判权之间的冲突。伴随着民权的不断觉醒、互联网的普及等，舆论突破了传统媒介的渠道限制，公众舆论的影响力日益强大。Twitter上有人就“前警察梁彼得是否应该因为射杀了一个手无寸铁的人而进监狱”发起投票：“Shouldex—police officer Peter Liang go to prison for the shooting death of an unarmedman?”共有8225人参与，其中96.71%的人选择“no”（不应该进监狱），而3.29%的人选择“yes”（应该进监狱）。

在这场舆论与司法的博弈中，我们可以看出，媒体不止于“扩音器”的作用，也充当了“审判”的角色，并参与其中。一方面反映了公众民意，另一方面反过来影响民意，形成舆论压力，从而影响审判。有研究表明，媒体对法官和检察官的影响有时甚至高于陪审员。显然，在梁彼得案中，媒体审判起到了作用。这次，梁彼得在媒体报道中被塑造成一个“细声细语”“抱头痛哭”“新手警察”的形象，与此同时，被放大的还有这样一个细节：“5岁那年的他，孱弱而手无寸铁的男孩，孤零零的站在街头，眼睁睁地看着歹徒抢了母亲的项链扬长而去，小男孩在心中立誓，要当警察。”此外，大量报道都传达着“亚裔维权联盟”的声音，其中《纽约时报》、NBC等多家媒体都关注梁彼得案判决后的华裔社区反映。

事实上，与此同时，非裔也进行了抗议活动，相较之下，媒体报道轻描淡写。比如，据《纽约邮报》报道，格力女友巴特勒声嘶力竭地说道：“我看着格力在我怀里死去，我仍然饱受煎熬，而你却还活着。”

对于媒体而言，这个被称为“美国华人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示威活动”似乎更具新闻价值，亚裔所打出的“不再做‘哑裔’”“误杀不等于谋杀”等口号，以及众多相关案件背景似乎吸引着更多眼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陪审团的裁定是“极不寻常的”，《纽约时报》用“罕见的案例”来形容这次定罪。

此外，对于案情结果的“逆转”，媒体对此的报道则不显深入。“案情究竟为何逆转”“法官的身份背景”等并没有被铺陈，媒体的关注点似乎是急于定性——将“亚裔维权的胜利”看作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节点事件。

在梁彼得案中，华人社区第一次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声音可以传递到主流媒体、传递到司法系统。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这样的影响力是把双刃剑，华人社区发出的声音不再是自家关起门来没人听得到。毋庸置疑的是，华人已经在公众舆论、媒体、司法的对话中发出了自己响亮的声音。

（来源：人民网舆情监测室）